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关学名儒王心敬的亲情诗探析

王心敬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他现存的近七百首诗作中,亲情诗有六十余首,涉及母亲、妻子、兄弟和子侄,表达出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风貌和光宗耀祖的责任与荣耀。其亲情诗运用比兴手法,善于将义理融于情景之中,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体现出作为理学家的真儒硕士特色。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清人何焯考据苏诗的学术价值及其疏误

何焯为清初文史评点和考据大家,他对苏轼诗歌的评点学术水准颇高,在《瀛奎律髓》评点本和清人冯应榴所注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中皆有抄录,但总体上散佚严重。国家图书馆藏有过录何焯评语的《施注苏诗》一种,保存何焯评点650余条,弥足珍贵。然该评点本保存有两种不同评语,稍不留意就会产生混淆,此外该本的收藏和过录亦有多处未明之处。在厘清何焯评点流传的基础上,综合考查何焯现存评点,可较为全面地了解何焯以评点为考据的评点特色。何焯在对苏诗的事典和语典的考据方面多有超迈前贤之处,这与他精熟文史与努力探赜苏诗本意的考据理念密切相关。但是何焯在考据中亦有一些疏误,利用时需多加辨析。

论清代海南诗人对苏轼的接受——以《琼台耆旧诗集》为考察中心

《琼台耆旧诗集》是当前唯一存世的清代海南诗集,其中辑入的海南诗人作品有诸多接受苏轼之处。在诗文接受的层面上,他们频繁化用苏轼诗文为诗、主动吟咏唱和苏轼诗文;在人格境界的接受层面上,他们高度推崇苏轼超然自得、乐观豁达的人格风貌。该接受现象的出现,不仅延续海南接受苏轼的诗歌创作传统,也推动东坡文化在海南的进一步接受与传播。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重组与突破:论苏轼填词新变

宋词的发展及至苏轼才有全面突破,他借鉴吸收诗歌的创作经验来填词,从内容到形式对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移植诗歌创作手法入词、扩充词的内容体量和改变词律词调等方式,苏词开始以内容表达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因素,从而使其不再是音乐的附庸,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北宋词的发展经由苏轼之后,不仅突破了前人填词的陈规,也为后来宋词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体肤神貌:以苏轼诗翻译筑跨文化审美共同体

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承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译者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借《天下月刊》这一跨文化学术传播载体,将选译苏轼诗《东坡诗九首》作为中西文化互鉴的突破点。译者基于人类审美共同体建构意识,将复调性的仕人襟怀与儒家文化内涵,融入以古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翻译试验中。在英译策略上,译者创造性地从“体”“肤”“神”“貌”四个维度,对苏轼诗的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等文化元素进行翻译。译者通过译笔解构苏轼诗,采取缤纷的诗体,淬炼典雅的格律,斟裁意象的译笔,校雠意境的形神。译诗以文化互鉴视角,在异质文化土壤上传承接续中华文化根脉,打造了融情怀与文质于一体的中国古诗跨文化翻译范本。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

《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尤其是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我们可以洞悉到诗经时代人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具体包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观念。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

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退隐钟山后,创作了大量禅诗。这些禅诗主要表现在以禅典入诗、以禅理入诗和以禅趣入诗三个方面。其中禅趣诗最能代表王安石禅诗的成就,具有取境小巧、造语精工,善用譬喻、问句及诗风清雅、诗味含蓄等独特艺术特色。

百年苏诗研究述评

百年苏诗研究与苏轼研究特别是宋诗研究密切相关 ,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最终肯定的曲折历程。苏诗研究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在文献基础特别是诗学理论方面仍应加强建设。

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译耶?作耶?——胡适译诗与翻译的历史界定

五四前后的学者虽都信奉严复的信达雅三标准,但文学翻译的实践却普遍背离他们所认可的翻译原则。研 究胡适的诗歌翻译可以发现,文化转型期翻译定义的泛化和译作界线的模糊化是翻译的常态。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修改传播现象探析

中国古代诗词中存在一种对名篇佳句进行修改的现象,这些修改既促进了原有作品的传播,也使其自身随之广为流传。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与其传播源多为权威人物以及符合两面之词理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