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杨治宜教授《“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一书揭示了苏轼自然美学的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苏轼文艺创作中对天然自成的追求和“艺术即修身”的自然美学理念,以及苏轼文艺作品中名花怪石呈现的自然美学内涵、和陶诗和丹学中对自然美学的人生终极之表达,最后理解其“寄寓天地,性命自得”的自然美学的宏大境界。苏轼在艺术创作和生命经历中都不遗余力地向“绝对自然”迈进,正是这种对不可及的完美趋近,使他获得了暂时的、有条件的“逍遥自然”,从而得以不朽。

石鲁《学画录》的创作美学研究

“以神造形”是石鲁《学画录》关于创作美学的核心主张。一方面,他通过“主观”“客观”“一般”“个别”“抽象”“虚构”等现代概念和语汇重构了以“心”“物”“形”“神”为代表的传统美学范畴,还原了国画创作的心理图式;另一方面,他又以“意”“理”“法”“趣”分疏国画创作中的“笔”“墨”“形”“意”等技术原则,重申了“物我同一”“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学画录》的美学主张,见证了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的探寻历程,同时也是新中国“十七年美术”赓续传统、谋求创新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苏轼文学的生命精神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命途多舛,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经世济民的进取精神、乐观旷达的处穷精神、民胞物与的大爱精神及人生如寄的超脱精神等,是后人汲取精神力量的宝库。

苏轼与文同研究二题

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创作,自罗琴女士统计的79首(篇)问世后,学界多遵循借鉴,几无质疑。剔除重复,查漏补缺,得出85首(篇)的最新数字,并对个中难以系年的诗文详加考证,确定创作年代。苏、文两家的姻亲关系,始于文同少子文务光与苏辙之女的琴瑟之好。苏轼与文同并非中表兄弟,其自称“从表弟”是基于后辈姻亲与志趣相投以示亲近,不可坐实。文章去伪、去冗以存真,旨在揭示二人在君子相惜与姻亲基础上建立的深厚友谊。

苏轼小令创作对词作题材的开拓论析

在苏轼363首词作中,有小令231首,如此大规模的作品数量不容小觑。在苏轼的小令创作中,题材内容自然也丰富多样,前代出现的诸多类型在其作品中均有表现。但综合来看,苏轼的小令创作在题材内容方面较之前代作品还是呈现出了三个方面的开拓:第一,代言体作品逐渐减少,直抒怀抱的词作明显增多;第二,写景咏物词大量涌现;第三,对于女性的描写不再局限于表现男欢女爱之情,更多的是侧重描摹其形象特点,刻画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从星象看《惜誓》的作者与作时

因《惜誓》是代拟体,故赋中的语句与思想难以和作者的真实情况画等号,但是辞赋中所使用的星象、方位与仙话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色却是标明作者身份的关键。作者在《惜誓》中暗含了一幅以太一为中心的星象图,这可从赋中主人公南—西—北—东的独特游历路线中获得旁证。从太一的主导神地位、王逸供职于兰台的经历及赋风等因素可推知,《惜誓》大致创作于西汉中期。从赋作暗合星象及改用松乔仙话等情形可看出,《惜誓》的作者当是一位博学且富有文采与操守的士人。

论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的成就

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是婺剧界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其编创和演出过程曲折、漫长。《西施泪》初名《卧薪尝胆》,创编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对历史剧“古为今用”既片面又机械的理解遭到茅盾的严厉批评。传统戏恢复演出之后,编创者重新构思,从主题、结构到人物对原作做了全新的改造。同时,浙江婺剧团选调演艺精湛的艺术骨干倾情演绎,因此,《西施泪》取得成功,并于1981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艺术片。

吴越农事民俗对苏轼诗歌的影响

苏轼是北宋时期用诗歌记录地域民俗的重要诗人,他曾多次在吴越地区做官,深受吴越民俗文化的浸染。苏轼反映吴越农事民俗的诗歌不仅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题材,而且成为其批判时政的载体。吴越民俗文化对苏轼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刚柔并济的诗歌风格的形成与民歌体的诗歌创作的出现。苏轼之所以接受吴越民俗文化,是因为受重风俗与儒家仁政爱民思想以及“以俗为雅”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多方面影响。

续论苏轼词的创新及其影响

苏轼词对词体的改革和创新表现在艺术创作手法、语言音律两方面。在艺术创作手法方面,苏轼创造性地将叙事、议论、抒情、写景的写作手法结合,第一个在词作中大量运用典故,同时在词作中大量使用题、序,开创了题、序使用的风气。在语言音律方面,苏轼词在语言上革尽了花间词人错金镂彩的风格,在音律方面进行了不协音律的大胆创新与主动变革,同时突破词调的束缚,使词不受声情的限制。

“水轮三事”问题探究——以岩山寺东壁壁画为据

中国古代图像信息中的水车研究历来颇受学术界重视,但也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以山西繁峙岩山寺东壁壁画中一幅图像为依据,以古今相关文献为依托,对《天工开物》中的“一举而三用者”进行讨论,认为这一机械发明的出现时间最晚可能提前至南宋初期或更早;同时,结合传统工艺调查资料和岩山寺东壁壁画图像资料,对“一举而三用者”运用Solidworks进行建模论证,提出岩山寺东壁壁画有可能表达的是“一举而‘四’用者”的设想;最后,结合乡村振兴问题,对水力农业的保护和再利用提出一些思考。

平台型企业的协同赋能与价值共创案例研究

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对市外淘园AFA社区商务平台相关资料进行详细编码,提炼出驱动平台型企业内在发展的“开放、共生、协同”三大内在动因属性,并从平台参与者视角出发着重探讨案例企业在文化、技术及数据3个方面的赋能作用,深入剖析了社区商务生态体系下平台型企业在“价值共创、资源共享、理念共通”等多层次路径下的价值共创机制。然后,依托扎根编码归纳出的9个核心范畴,构建了社区商务平台协同赋能与价值共创机制的整合模型框架,为平台型企业协同赋能与价值共创的形成机制和作用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也为平台型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经验。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史铁生创作的终极关怀精神

史铁生的创作一贯关心人类生存的意义 ,执着思考关乎人类生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如人在何处、我是谁、人的命运、人本困境、人生意义等 ,因而弥漫、贯穿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这种精神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沈从文与师陀:创作个性的自觉追求

沈从文与师陀都是自觉追求创作个性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沈从文虽然对前辈小说家有所继承,与废名也有类似之处,但他自觉追求个人独特风格,在创作宗旨、创作对象方面都与众不同。师陀同样以风格独特而著称,他反沈从文之道而行之,以揭露乡民乡风丑陋一面见长。解放后师陀按意识形态规范对自己早年某些作品的修改,使其丧失了原有个性,思想艺术价值有所降低。

涂山氏与女娲及其在夏人创世神话中的地位和作用

涂山氏与女娲之间有很多类似性。她们都是古代南方的女神、都是禹的妻子、都是婚爱生殖之神、都是石神、都曾经被碎尸。因此,可以断定两者在远古夏人原初神话中本是同一个神祇,只是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被分离了。涂山氏女娲在夏人创世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她生育了天空之神启、创造了人类、给人类制定了婚姻法规,她战胜了共工头触不周山导致的宇宙大灾难,最后她被儿神启杀死碎尸,尸化诸神万物,完成了夏人神话创世最后一环。

早期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论争

早期创造社在《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遭多方批评的氛围中挑战国内新文坛,双方人脉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当为主因。这无疑体现在各自创作手法和翻译方法的差异上。在此背景下,早期创造社与胡适发生一场翻译论争。从翻译技术层面来讲,此论争主要在郁达夫文重点所指"直译"、"意译"孰真及译文版本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就实质而言,此论争涉及双方在派分、主张及争胜等多方面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不过,撇开意气,从创造新文学事业方面看,双方实有合作的必要。遗憾的是,双方虽然和好,但由于性格差异,郁达夫与郭沫若最终走上了与以胡适为中心的主流学界关系亲疏不同的合离之路。

苏轼创作思想的现代梳辨

人们早已普遍认识到苏轼的文学创作给后世寂寞的文人所带来的长时间欣喜,然而,学术界却并未像我们认识苏轼的文学成就一样去正确估价其丰富而深刻的创作思想,他所提供的原创性文艺理论资源也未得到有效利用。这种状况,无论对于苏轼本人抑或对于后世读者,都是不公正的。从现代写作学的角度观察,不难发现,苏轼在其一系列诗词文章特别是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艺创作思想。主要包括作家修养论、创作目的论、艺术构思论、文本和谐论、作品风格论。

浅析正定作为元曲创生中心的成因

正定,古代称真定,在历史上地理位置重要。蒙元时期,史天泽和史氏家族对当时的正定(真定)进行治理和保护,征辟金末文士,延续中原文化,在快速恢复经济社会的同时,推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当时,以白朴为代表的真定杂剧作家,传承发展了宋金文学,为元曲在真定的创生和繁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正定成为元曲的创生中心。

关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的几个问题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一部图文并荗的宋代外交文献,通常认为其作者是徐兢;但实际作者当不止徐兢一人,部分内容曾有奉使同僚参与创作。另外,此书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对《鸡林志》的批评和模仿,在绘画闻见时有只图其异、不图其陋的标准。

论宋代鄞县史氏家族的文学创作

宋代鄞史氏家族不仅权倾朝野,而且作家辈出,是罕见的一个文学世族,至少有22人将诗文结集问世。史氏家族创作蔚成风气,作品富有,发表过不少感慨时事、关心国是的诗词,尤其擅长于自我情怀的抒发,而且艺术上也有一定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