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藏药经典方联用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

目的:研究二十五味珊瑚丸、如意珍宝丸、二十味沉香丸联合用药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80只SD大鼠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和模型组每日灌胃给予生理盐水(1 mL/100 g);阳性对照组每日灌胃给予尼莫地平(1.89 mg/100 g);联合给药组每日早中晚分别灌胃给予二十五珊瑚丸(7 mg/100 g)、如意珍宝丸(31.5 mg/100 g)、二十味沉香丸(49 mg/100 g)。7天后采用改良线栓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阻塞(MCAO)模型,并于缺血24 h后,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染色观察脑梗死面积;干湿重法计算脑含水量;并检测缺血脑组织NO含量(硝酸还原酶法)、血清SOD活性(黄嘌呤氧化酶法);血清MDA含量(TBA法);血清LDH活性(丙酮酸法)。结果:与模型组相比,联合给药能够显著降低脑缺血大鼠脑梗塞面积、脑含水量及缺血脑组织中NO含量,提高血清SOD活性、减少脂质过氧化产物MDA含量并使LDH活性降低。结论:实验结果表明,二十五味珊瑚丸、如意珍宝丸、二十味沉香丸联合用药可通过减少梗死灶、减轻脑水肿、抑制氧化应激反应等,对缺血脑组织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广通报》考:陕西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陕西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肇始于1896年创办的《广通报》,而不是诸多研究者认为的《时务斋随录》。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考察了《广通报》创刊的背景、创刊宗旨以及《广通报》的主要内容。《广通报》的诞生对陕西新闻事业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使我们对陕西近代新闻事业的最初形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我们对陕西省近代新闻事业的最初发展水平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

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派的先辈有广泛的交往。作为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思想也通过桐城诸子和自身的传播惠及戴名世、方苞所开创的桐城派。桐城派在学术祈向、对待古今文的态度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以惊人的相似性表现出对吴应箕思想的继承。

王褒的前期诗作与南朝宫体诗风

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他的前期诗作创作于宫体诗盛行的南朝,但是总体风格并没有受到宫体诗风太大的影响,五言诗更接近以清新明丽著称的永明体,乐府诗虽然借鉴了宫体诗的一些创作手法,但基本上还是健康积极基调。

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翻译的叙事策略——以《时务报》中的侦探小说为例

对中国而言,侦探小说是一种外来的文体。1896年至1898年《时务报》刊登了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译作,译者为了弥合中西小说叙事传统的差异而对原作的叙事模式作出种种改变,包括转变叙述视角、调整叙述时间和删略情节内容。虽然这些改变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有所降低,但从整体上看,这几篇译作确实逐渐挣脱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束缚,越来越多地保留了原作的叙述手法,对西方侦探小说叙事技巧的认同也表现出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

通艺学堂首次使用“图书馆”之名考

通艺学堂图书馆的成立并非1897年初,其开办和"图书馆"名称的使用均晚于1897年9月20日。张元济在馆名的选择上,经历了从"藏书楼""藏书馆"到"图书馆"的变化,其最终选定"图书馆"的名称受《时务报》译文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无法排除取自傅云龙游记和中国古诗中"图书馆"一词的可能,或者兼而有之。

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融合——《烟壶》中乌世保形象分析

《烟壶》是著名作家邓友梅京味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乌世保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人物,在他的性格中既有传统旗人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同时作家又赋予了他新的时代的内容。

《明宗孝义达本宝卷》解析——释大宁的宗教伦理观与宋明理学之互摄

明正德年间,无为教门徒释大宁继承师说,大力宣扬无为教思想,其著作有经卷三部,现只遗一部《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上下二卷。《明宗孝义达本宝卷》的存世,对进一步深入挖掘无为教宗教思想,解析释大宁的宗教伦理观与宋明理学之互摄关系以及理清无为教宗教思想与"三教"关系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文化网络中的“地方区块”:胡适与无锡地方报业

现代社会的文化网络中,地方文化的存在及参与建构,是这一全国性文化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现代公众人物和文化名人,胡适曾经以实际的参与或“不在场的存在”等多种形式,出现在无锡的地方媒体之上,成为被持续报道的对象,或者被关注、议论的焦点人物。在胡适与无锡报业之间的这种历史关系中,不仅呈现出现代信息及大众文化传播的某些典型特征,而且包含着现代文化名人的公共形象塑造建构中的地方差异性存在。而作为关键人物的胡适,亦曾有意识地参与到这种关系的建构之中,他的这种积极态度及实际行动,对于无锡地方社会及文化建设,显然也产生过正面和有益的作用,而无锡地方报业在对于胡适的持续报道中,亦提升或改进了这种文化的“地方性”。

“政治为体、新闻为用”视阈下的清廷官办《时务报》

"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模式贯穿于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此种模式在早期的反映便是清廷官办《时务报》。从官方与《时务报》的关系来看,光绪帝及其帝党和维新派人士一直致力利用《时务报》为维新造势,梁汪之争使《时务报》的主导权落入汪康年手中。康有为为取得《时务报》的主导权,采取官办的措施。由于孙家鼐的作梗,使这一计划夭折。此外,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态度也影响了《时务报》的发展。戊戌维新的失败意味着"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模式在中国早期新闻史发展的不成熟。

《时务报》“东文报译”的“沙俄”形象塑造

《时务报》是晚清维新派创办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近代期刊,“译报”栏目是其最大的办报特色,其中“东文报译”栏目特意聘请了来自日本熊本的汉学家古城贞吉独立主持。古城贞吉在聘期间共发表译文34万余字,从各个角度把当时的世界知识向中国读者进行了介绍。其中与沙俄相关的译文数量尤为突出,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下,“沙俄”形象与“扩张”“殖民”等负面性质牢牢绑定并呈现在《时务报》的读者面前。在华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记录了古城贞吉与在华进行谍报活动的熊本派系的密切联络,在分析古城贞吉参与《时务报》翻译活动的历史意义时,需用辩证的视角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