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青楼女性的男性想像——评施蛰存《石秀之恋》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拓荒者之一,但在他前卫面具的掩盖下却有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所体现的传统文人观,这在《石秀之恋》的人物塑造中得到典型体现。《石秀之恋》是弗洛伊德理念的经典文本。在文本的建构中,贞洁与放荡、惩戒与占有、美丽与邪恶、欲望与险恶构成双重反讽,从而形成艺术的张力。石秀的性力(力比多)带着正义的面具得以释放,在唯美表象下体现出畸形的性意识。施蛰存的《石秀之恋》体现着转型中的海派亦中亦西、亦新亦旧的文化形态,也是施蛰存市场策略的体现。

情欲的现代言说——施蛰存《石秀》的形式创新与“新路”开拓

《石秀》代表了施蛰存在1930年代对创作“新的路径”的成功探索。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性心理进行多方位的表现和探索,施蛰存将石秀改写成了英雄和凡人相结合的圆形人物。作品的表现手法借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尤其着力刻画了石秀“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通过挖掘石秀的道德观念和情感结构的私人性,书写其情欲在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冲突,施蛰存将石秀重塑成了一个具有非理性特征的青年武士。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与左翼文学一起标示了1930年代新文学的成熟。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书写“秋士”的深层意蕴

郁达夫《故都的秋》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名篇,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鲜见对欧阳修、苏轼两名“秋士”的细致解读。文章从“互文性”入手,与“群性”和“他性”比较,探寻郁达夫在文中书写两名“秋士”的深层意蕴,以及他与两位古人在人生处境、个人心境、创作特点、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由于种种人生遭际,郁达夫在“心理暮年”时像两名“秋士”一样转换心态,追求闲淡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成就了这篇优秀之作。

看人富贵吟清诗——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作为"永嘉四灵"代表的赵师秀,诗歌创作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其诗取材狭窄,虽不乏关切时局之作,但多数则是记录贫病、羁旅与抒写生死离别之作。诗中频繁出现的"病"、"寒"、"空"、"闲"、"清"、"独"等词,尤其能体现其诗的"清苦之风"。

欧阳修和王安石的经学特色

北宋中期在政治上经历了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两次大的变革,与之相应的是在意识形态中也发生了一场儒学的变革和复兴,即宋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欧阳修的疑古惑经到王安石的义理之学基本上反映出宋学在产生和发展时期的一般特征和轨迹。与此同时,他俩的经学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便是实践精神和开放精神。作为北宋中期江西经学的突出代表,欧阳修和王安石的经学不仅是宋学阵营内部与理学相抗衡的一大派别,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欧阳修对石介的批评看他的文学思想

文章通过欧阳修对“太学体”的排斥为出发点,指出他与石介在诗文革新中的不同态度。结合欧阳修对石介的批评详细分析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首先,是思想上有“异”与“常”的区别:其次,指出二人之间对“道”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待文学的不同看法,总结了欧阳修的基本文学思想,肯定了他宽容、辩证的文学观对有宋文风的影响。

谈《乾隆石经》的校勘和磨改

《乾隆石经》是现存最完整的儒家石经,对于它的底本和校勘工作,前人的探讨仍有未备。乾隆五十九年刊刻完工并立于太学,历经嘉庆八年、光绪十一年两次磨改和修订。磨改前后《石经》文字的差异,前人以为愈后愈好,经笔者查核却并非如此。本文试图整理《乾隆石经》的校勘经过,并探讨《石经》文字的校勘质量。

胡适与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与胡适并肩作战,政治思想的分歧使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他们始终保持着朋友情谊。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又与胡适殊途同归。

以文觉世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民众动员——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为例

从戊戌变法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存在一个庞大的民众动员的过程,这一过程由清帝国中少数儒生危机意识的觉醒,到包括青年学生和市民阶层在内的一般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思想的汇聚,再到工农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形成的三个阶段组成。梁启超的新史学、胡适的白话文学、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分别是这一民众动员过程三个阶段的关键点。中国共产党是顺应这一民众觉醒的时代召唤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

清代八旗诗人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诸如《国朝诗的》所收八旗作者,著名作家博明的生卒年及诗集,《戈鲲化集》保存的八旗诗人及诗歌,都值得认真考察。其中某些问题,不仅对八旗诗歌研究,而且对其他类似领域的诗歌研究,都具有启发的意义。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严修与袁世凯家族的友谊

袁世凯对严修非常敬重,请严总理直隶学校司。严开拓进取,使直隶教育为各省之冠。清廷新设学部,袁荐严任侍郎。袁任总统,复请严为教育总长。袁氏诸子拜严为师。筹安会起,严进行了忠告。袁世凯死后,严与袁家仍长期保持友好往来。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

叶适晚年的欧阳批判体现出对于近世士大夫政治的深刻反省,非理学批判所能范围。在思想渊源上,他接续薛季宣、陈傅良、吕祖谦和陈亮等儒者的事功思路,与其说是宋代浙东学术的集大成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其间的政治性逻辑推向了极致。水心批判儒学"待经以为治"的教条心智,提倡直面政治世界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以皇极为中心的秩序正义论,注重政治体制与政治素养,从而显示出近世新儒学政治维度的成熟化。

《甲寅杂志》(月刊):孕育《青年杂志》的母体

《甲寅杂志》(月刊)不仅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动因,而且,在办刊宗旨、栏目设置、新文学运动的倡导、撰稿人及读者群体等方面,《甲寅杂志》(月刊)都是《青年杂志》模仿、参照或移植的样本。明确这一事实,对纠正历史的舛误及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