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文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文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文辞义理的动向,将文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文势"说。"文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扌干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文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及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章氏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文章就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和影响展开讨论,以期揭示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的主旨。文章认为,章学诚通过梳理传统四部之学的渊源,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评析清代乾嘉学术风气,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有着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这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具有与前人之说"不相袭"的创新,特别是他倡导文、史之学汇通和明义的观念,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增添了难能可贵的色彩,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值得深入挖掘。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还对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另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

论钱大昕的小说观念——以政教功用和史官意志为中心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以明体致用为治学原则,指出为学不仅应利于明道经邦,且应具备治国救世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钱氏强调小说政教功用的同时,对小说的创作者进行士大夫与"市井无赖"的区分。这种区分主要是强调士大夫创作的稗官小说与"小说演义"等通俗小说,在引导"风俗人心"上的不同效果。钱氏认为士大夫应主动以"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为标准进行小说创作,担负引导人心风俗向善的职责。这使得钱氏对小说作品的评价标准,是以小说引导"人心风俗"向善成分之多寡为指导,并于《补元史艺文志》中加以实践。此举有助于从政教功用与史学价值等多角度认识历代书目子部小说家类所隐含的小说观念及其价值。

《百川书志》考辨三则

《百川书志》的部类分目参考了《宋史艺文志》等公私目录著述。其分目录书之标准主要是以所录书籍稗益圣教之强弱为主导,辅以"神怪"成分的多寡,本于所录书籍之性质及渊源而"各以类从"等多方面融合而成。高儒之"小说观"并非导向"小说"之本位意识,而是退让于《书志》所遵循之著录标准,与其"史观"紧密相联而淆乱不清。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失误考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小说63部,其中错讹有误的33部。以按语的形式对王仁裕《金华子杂编》等33部小说依次进行考辨,再以列表的形式总结其小说著录失误情况。通过考察可知,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的错讹,主要体现为:误收、重出、作者有误、书名有误、卷数有误、人书不符、作者不实、作者残阙、著录模糊等。此外,五代著作断代,上限以后梁建立(907)为界,下限则根据作者实际情况,以其所处割据政权归宋的时间为限。

论韩愈“以文为诗”对后世“以文为词”之影响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等,其目的是对抗诗歌格律所表现出的程式化而采取的一种诗体革新手段。诗词虽属不同文体,后来之辛弃疾、陈维崧等人的"以文为词"就是受到了"以文为诗"的启发,将散文之字法、句法、议论、叙事、文气等引入词体创作之中。这样不仅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提高了词体的地位。

《艺文类聚》引《史记》考索

《艺文类聚》为唐初大型类书,其中征引了大量的典籍。目前,对于《艺文类聚》征引史书文献的研究相对较少,最初涉及的仅是对《艺文类聚》征引史书的概述,列举其中征引的史部图集、史部传记类图书等。而后有了专门针对《国语》《汉书》两部史书的引文研究,但是就目前而言,鲜有对征引《史记》的考究。对《艺文类聚》征引《史记》的部分做引文与原文献比较,发现主要存在征引正文、征引注文两种情况。除此以外,用字的差异说明征引中存在主观性改动,体现了特定时期的写作习惯与语言风格,对文献学研究或有帮助。

皎然文学思想的变化

《诗式》是皎然晚年的作品,《诗议》是皎然早期的作品。《诗议》肯定用事,基本否定齐梁诗,反对俗巧,但大历时期文风崇尚俗谑,盛行游戏为诗,士风狂放不束,盛行洪州禅,对齐梁诗的看法有了变化。因此皎然晚年《诗式》,不但不再反对俗巧,反而赞成戏俗,赞成调笑一格。对齐梁诗多持肯定态度,否定用事。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文学思想有了变化。认识这种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大历年间的文学思想。

张琦《素问释义》注释内容的研究

《素问释义》由张琦注于清道光九年,是清代一部较为重要的校注本。该书注解简洁,部分注文精辟且有新意,对后世注解医经产生了一定影响。经对《素问释义》注文进行研究,认为张琦注释《素问》经文的内容主要包括释字词、明通文、阐释句意、分析篇章、训释名物、说明修辞手段和表达方式、阐发机理等七个方面。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素问释义》注释特点的研究

《素问释义》由张琦注于道光九年,是清代一部较为重要的校注本。该书注解简洁,部分注文精辟且有新意,对国内外的《内经》研究均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对《素问释义》注文进行研究,认为张琦注释《素问》的特点主要可概括为批判地继承前人注文;以阐释医理为主;酌加按语;注有详略;评议篇文;文义未详者,存疑待考或仅提出倾向性意见等六个方面。

《文心雕龙·知音》与《文史通义·知难》撰作心理及旨趣比观

本文承续对《文心雕龙》与《文史通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做法,讨论其中《知音》篇与《知难》篇的内容关涉,以及撰作时心理动因与旨意归趣的异同。通过比观,可以深化认识二书遥相呼应的对于文学/学术知音的探寻。

时代镜像的历史折射——秦琼形象的文学演绎及其意义

明清的讲史小说序列中,秦琼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独特而又有意义的存在。两《唐书》中,他虽勇武可嘉,但地位与表现并不突出,而至明代的讲史小说书写中,他逐渐完成由乱世骁勇向开国儒将的形象转变。清初的《隋史遗文》并未沿着此惯有路径,将秦琼塑造成关羽式的忠义双全典型,而是着眼于渲染其失路草泽的坎壈与悲情,其自身所承载的道德诉求也出现了由“忠”向“义”的重心转移。秦琼形象的文学演绎,呈现出更多的时代气息与个体心声,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与近现代的新历史小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相通之处。

读《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札记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采取依据目录采目的方法,不经眼原书,又工程浩大,难免有疏漏。本文经过考证,订正了其著录《北窗偶录》、《雪泥鸿爪录》、《海东撷古志》、《贞珉阐古录》、《佛幢证古录》、《疑年汇编》、《瀛山笔记》、《晚闻存稿》之误。

《史通》《文史通义》有关《史记》评论之比较研究

刘知几注重从编纂学的角度指出<史记>在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希图为后世的修史立一"法典",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造和完善纪传体史书的建议和主张.章学诚则主张学习司马迁圆通变化的旨意,反对班固及以后史官在修史过程中谨守绳墨、不知变通的做法.他力图突破纪传体的束缚,融合吸收其他史体之长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史体.

章学诚“交相裨佐”学术观点对高职语文教学的启示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重要学者,其提出的"交相裨佐"的学术观点具有丰富内涵:以文证史、以史裨文。此观点对高职语文教学颇有启示,藉此可以拓展学生视野、溯源文体、剖析主题。

《群经平议》与《马氏文通》“句法”术语之比较

"句法"一术语在《群经平议》中被使用共20次,在《马氏文通》中被使用共127次。其含义在二部著作中的表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认真研究它们之间的"同"与"异",这对于厘清中国古代语法术语的源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张舜徽先生对《汉书.艺文志》极为重视,其《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是迄今为止《汉志》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最后一次成果集结。文章对其成就略作论述,并指出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