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别、特征和形成机制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共有3类9种,总体呈现出多样性、优势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关联标记模式使用频率上,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居端依赖式;关联标记数量上,单标>双项双标>单项双标;关联表达式使用频率上,“A,co-B”>“A,B(co)B”>“A(co_(1))A,B(co_(2))B”>“co_(1)-A,co_(2)-B”=“A(co_(1))A,co_(2)-B”>“A(co)A,B”>“co-A,B”>“A,co_(1)co_(2)-B”=“co_(1)-A,B(co_(2))B”,其中前后配套式包含4种不同的关联表达式,涉及18种具体的关联标记,形式最为丰富。《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点的形成是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审美范畴的深度翻译--以《世说新语》中“远”的翻译为例

“远”是中国美学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世说新语》中含有许多诸如“玄远”“清远”等审美表达。基于“远”范畴的研究成果,梳理其审美内涵,分析评价汉学家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中对“远”字词语的翻译。分析表明,译者所采用的逐字译有助于保留“远”字词语的审美术语地位,从而促进其概念化。基于穆哈维提出的多层次深度翻译模式,对马译“远”的审美范畴进行评价并提供翻译参照,以增加审美范畴文化阐释的厚度。

《蕉窗九录》托伪情况研究补遗

《蕉窗九录》题为明代项元汴撰。《考槃余事》广百川学海本(十七卷本)内容较《考槃余事》四卷本与《蕉窗九录》内容更为接近,重合处达十之八九。非重合处如《画诀十则》、《冷仙琴声十六法》条,则分别可见于清代孔衍栻《石村画诀》与徐祺《五知斋琴谱》。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是以”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路径探析

“是”作为指代词在先秦的核心功能是指代陈述,故适宜用于小句之间表达连接关系;但仅依靠“是”无法清晰表义,便同介词“以”“于”及名词“故”等组成复合连词。为了便于指代前文陈述及焦点化原因,“是”被置于“以”之前;“是以”表达具有一般性的因果关系,这导致了其语用高频及最终的词汇化。“于是”虽也可表因果关系,但它更倾向于强调事件之间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从意义、句法位置及语用功能上看,“是故”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因果连词;其他“是”字或“此”字连词频率太低;故以上形式均无法同“是以”竞争。之后在语序和谐性原则的作用下,并随着“是”指代陈述的功能被“此”替换以及“因”成为主要表原因的介词,“因此”替换了“是以”。

王崇炳词对澹归的接受

王崇炳七十岁以后,偶读澹归之《遍行堂集》,受其“发挥道趣”的启示,转变了词学观念,诗词等量齐观,方才有意识作词。通过分析咏史怀古、自我审视、关注现实等题材内容,考察王崇炳词对澹归的接受,得知二者的连接点是“哲学”,最终指向都是实践,澹归词是禅观实践的组成部分,王崇炳词是诗教观实践的生动样本。

日本正仓院藏紫地凤形锦御轼纹样考——兼论“御轼”的用法

日本正仓院藏紫地凤形锦御轼表面织锦花纹以凤凰图案为主,四周为唐草花纹,主纹间配有菱形花草副纹。通过与甘肃敦煌、青海都兰和甘肃武威发现的相似纹样锦残片,以及与石窟、墓葬凤纹的比较,表明正仓院凤形锦完全符合唐朝盛行的“陵阳公样”的纹样特征,堪称“陵阳公样”的典型织锦。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余潜士理学思想

余潜士是晚清著名理学家,致力研习宋儒理学,遗作《耕邨全集》15卷,流传于世。本文根据其著作内容,从三才观、仁政观、理欲观、知行观四方面,论述余潜士的理学思想。

语法化视野下的《世说新语》“有”字句分析

中古时期是“有”字句的句式结构和语义发展特别活跃的时期。搜集整理《世说新语》中“有”字句,对该书“有”字六个义项所在的句式结构加以梳理,掌握表层结构变化与语义演变之间的关系,把握义项引申的路径。发现当“有”作“出现或发生”义时出现在兼语句中,句式结构被重新分析,语义重心开始转移,实在意义逐渐脱落,“有”字语法功能增强。同一时期,随着“者”字结构式微,为“有人”这一固定结构的产生提供条件。联系二者此消彼长的状况,解释“有人”结构凝固的动因与机制。

“范张故事”明代改写下的疫病文化探析

“范张故事”主要歌颂东汉范式与张劭死生相交的友谊,自东汉末年起广为流传,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丰富的记载。“范张故事”自明代前后发生了主角由染病至染疫的转变,这一情节的改编与明代疫情的频发有关,从人们对疫情的认识、医疗救助方面可窥明代社会下的疫病文化。

《论语》“兴于诗”章与乐感的培育、融通及升华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颇有争议,古今学者常理解为教(学)之序、政之序,后转向乐教、立德、成人、情感、人格培养的理解。如此便仅关注了“兴于诗”的方法义,实际应当还有境界义,即情志与经典的统一,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方法上,诗礼乐本质上在兴发、培育人的乐感,再融通美善悦朝人外部方向的社会层面发展,最后又回到人的心性层面升华为贯穿人的一种乐性。

《世说新语》中的王导、谢安形象及其差异研究

王导与谢安是《世说新语》重点描写的两个人物。《世说新语》中的王导有着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善于清谈的名士、关心后辈发展的王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而《世说新语》中的谢安,也有着具有大魄力的政治家、具有潇洒风度的名士、重视言传身教的谢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但是,《世说新语》中的王导与谢安的形象也具有差异,主要表现在入仕心态之差异与名士风度之差异两方面,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魏晋风度的进化。

英译《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因争议过多而难有定论,即便其相关的古注已汗牛充栋,此章仍存在解读的空间。目前的诠释研究偏向于古典注疏,甚少结合海外的英译进行展开。古今中外的注疏和译本都有一个缺陷,多侧重于该章的方法义,忽略其所蕴含的境界义。研究结合海外学者的英译本《论语》的解释和孔子诗乐思想,提出“兴于诗”章借“诗”感兴乐感,来培育人的音乐秉性(方法义),以实现儒家君子情感意志与经典的统一(境界义),乃至天人合一。

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以备受争议的《石鼎联句》为中心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

泰山经石峪缓坡石坪片状剥落风化的几何特征

在风化、冻融、冲刷等因素的影响下,泰山经石峪缓坡石坪上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原来的2799个字变为现今的1069个字,残留下的经文目前也面临严重风化的威胁。现场调查和实际量测表明,该石坪表面石英闪长岩的多层片状剥落风化是导致经石峪石刻损毁的主要原因之一。片状剥落的层数最多可以达到5层,层厚多在0.5~0.8 cm之间。通过片状剥落风化的几何特征研究,作者给出泰山经石峪缓坡石坪表面的风化破坏模式。即先发生鼓胀离层,而后或直接剥落,或通过横向延展而形成延展离层后再次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