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研究

目的:探讨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对本书含细辛方组成药物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分类统计各药物使用频次、频率等,结合方剂主治,对含细辛方组方配伍规律进行总结、提炼。结果:本书15首含细辛方共配伍药物39味,累计运用92次;其中使用频次最多的三味药为蜀椒与桂各11次、姜9次。按功效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最多的为温里药,其使用总频次为41次;使用频率排第二的药类为化痰药、补虚药和清热药,各使用7次。按药性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药物药性以温热类药物为主,共使用63次。结论:本书含细辛方配伍规律是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异类药物相反相成运用为辅。“细辛-花椒-桂-姜”的配伍结构辛温散寒、通痹止痛,既切中病机,又针对症状,是本书细辛方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的配伍规律的体现。

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在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确诊的160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治疗组(80例)和对照组(80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方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清热利湿止血汤,均治疗3个月。比较2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在治疗前后比较2组患者尿隐血、红细胞、尿蛋白定量(24 h)、离心红细胞情况。结果治疗后,关于尿道灼痛、腰酸腹胀、足心灼热中医证候评分,治疗组得分分别为(0.84±0.13)分、(0.74±0.19)分、(1.05±0.26)分,对照组得分分别为(1.15±0.18)分、(1.38±0.22)分、(1.34±0.31)分,2组得分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有效率93%高于对照组81%(P<0.05);治疗后,治疗组红细胞计数、离心红细胞数量、尿蛋白定量(24 h)分别为(195±42)个/μl、(13±3)个/HP、(0.58±0.24)g/24 h,对照组分别为(220±52)个/μl、(16±4)个/HP、(0.73±0.31)g/24 h,2组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尿隐血(++++)、(+++)、(++)例数低于对照组,(+)、(-)例数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4%,对照组11%,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清热利湿止血汤可以改善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的血尿症状,降低尿隐血、红细胞水平,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日藏抄本《青囊完璧》考略

《青囊完璧》东渡日本后,为日本医家所重视。通过分析日藏抄本《青囊完璧》的文献学特点,梳理该书的流传过程,得知《青囊完璧》曾被清田元逸抄写、多纪元昕批校,最终入藏内阁文库,且《青囊完璧》不存于《审视瑶函》的内容多源于《证治准绳》。同时,该书善用轻清升散、以泻代清之法,方药多用动物内脏则体现了药食同源、以脏补脏的思想;其中的药物炮制方法多样,兼备独特的外治法,可供临床进一步挖掘与应用。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读睡虎地书信木牍札记三则

本文是有关睡虎地书信木牍字词释读的三则短札。第一则认为“寄气(乞)就书”应理解为“寄给就的书信”,“寄乞”与“寄遗”“乞匃”相类。第二则指出“自以布此”是“自以布为襌裙、襦于此”的省略。第三则指出“直佐”与“直符”“直候”“直更”结构相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晏子春秋》“直使”、《战国策》“直送”的语义。

《诗经·小雅·鸿雁》主旨辨析

《小雅·鸿雁》的主旨迄今为止主要有多种观点,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和欧阳修《诗本义》之说影响最大。这些分歧主要缘于历代学者对诗中“之子”“我”的称谓身份解读和“鸿雁”意象解读的差异。综合考察此诗的整体含义和内在逻辑,可知“之子”和“鸿雁”是流民的身份和象征,诗歌前两章客观表现了流民在野外劳作的场景,末章为使臣自述,记叙了流民对这场劳作做出不同评价。诗中“我”就是士大夫,即诗歌作者。因诗歌末章集中表达了诗人的情感,故主旨为美士大夫。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山海经》中的“■石”“邽石”“封石”及早期螺钿

《山海经·中山经》中所谓的“■石”“邽石”“封石”实为一物,即《说文》玉部中的“玤”石。信阳楚简中的“■石”,亦即今天所谓的白石英。“■石”“玤石”“蚌石”的命名确与“蛤蚌”之名有关,信阳、左冢、九连墩等楚墓出土漆木器上镶嵌石英石的技艺,均源自于商周以来的“螺钿”技艺,所嵌白色石英石(■石/邦石/封石)其实是早期“蚌泡”的替代品。“螺钿”的装饰技艺在中国出现很早,但记录这种技艺的专有动词却一直未被发现,其实信阳楚简等资料中的“■”“铚”为填塞、嵌陷之义,是战国时人对后世“螺钿”之{钿}的早期描述。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契丹—辽细腰鼓与大鼓文图考辨

契丹—辽政权雄踞北方二百余年,在大量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创造着独特的契丹文化。在其遗存的乐舞资料中,鼓类乐器多有出现,且种类各异,其中最常见的是细腰鼓与大鼓。依据《辽史·乐志》和陈旸《乐书》中的史料,对契丹—辽时期的细腰鼓与大鼓的种类、形制进行文图考辨,并结合遗存的契丹—辽乐舞图像资料,再现这两种鼓的演奏场面。在此基础上,思考契丹细腰鼓与大鼓对中原鼓文化的吸收,及对后世北方民族鼓乐的影响。

《诗经·大雅·绵》“曰止曰时”释义商兑

《大雅·绵》乃《诗经》中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史诗,诗人记叙了太王迁岐开荒及文王伐戎安邦的历史事件,歌颂了周朝圣王的敬德保民与勤勉笃行。对于“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一句中的“止”“时”二字,郑玄释“止”为“止居”、释“时”为“是”,及至清代中叶,王引之则以古人的行文之法为据,释“时”为“跱”,认为“止”“时”同为“居止”之义。然而,斟酌文义并考察字词用意,进而参照古人的占卜实践和《诗经》的行文通例,不难发现,王氏之说亦有未安,“时”当通“善”,“止”当通“祉”,二者同为“吉”义。所谓“曰止曰时”紧承上文“爰契我龟”,是对太王占卜迁岐并获吉兆的正面陈述,也是对太王顺应天时、估量地利并赢得民心的侧面烘托。

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释义“室”兼论中国早期明堂路寝建筑空间形式寓意

王国维先生《明堂庙寝通考》提出以“室”为宫室之制始的观点。本文从阐释“室”所反映的“中和”宇空文化象征寓意出发,以各家学说观点对照先秦建筑考古成果的二重证据分析方法,阐释中国早期宫室建筑形制发展与文化象征意义传续之间的关系,再论王国维先生“四栋(阿)之室”原型理论对于分析中国早期宫室建筑形制的重要价值,进而论证了以“择中”和“顺应天时”为思想核心的周制明堂“五室”形制来源以及早期宫殿建筑路寝“一室四堂”空间结构合理性以及对宫城“三大殿”格局形成的影响。

张读《宣室志》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

文学作品与时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晚唐深州名士张读《宣室志》中的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紧密相关。张读假托种种荒诞不经的异兆暗示晚唐诸多名臣的命运,隐晦地表达对时政的看法,深刻揭露了晚唐时期官宦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种种政治乱象,揭示出唐代统治集团的昏庸与腐败,体现出晚唐文人对现实政治既悲观失望,又对唐王朝仍抱有些许期待的复杂心态。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

目的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挖掘《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方法 构建《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的“病–症–证–方–药”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分析,进而归纳对比两书的学术特点。结果 《叶氏女科证治》与《傅青主女科》比较具有以下6个特点:论述疾病,全而简略;详辨年龄,分时论治;处方周全,兼服丸散;用药轻灵,方加药引;煎制详细,服法各异;重视气血,调理脾胃。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展现了《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其他中医著作提供思路和参考。

“权知徐州军州事”还是“权知徐州军事”?——苏轼徐州所任职官说略

学界在整理《滕县公堂记》中苏轼的职官时,存在“权知徐州军州事”和“权知徐州军事”这两种说法。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古籍史料,可以明晰“权知某州军州事”和“权知某军事”在苏轼的时代是不同的官职,两者分别掌管了地方行政中的一“州”和一“军”之事务,两种职官之间也是一种相对平行的关系。再从文献版本、文体特征等方面考察辩正苏轼在徐州所任的官职,可以发现“权知徐州军事”实为误记,正确的署名应该为“权知徐州军州事”。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