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本文旨在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以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熠《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可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点校疑误

本文就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存在的标点疑误、史实校勘、排印等方面的错误进行商榷、勘正。

从史部义例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史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史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宋代音系——声类的讨论

史《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 ,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作者采用“反切比较法” ,从 3万余条音切中 ,整理出《资治通鉴释文》的音系 ,即宋代音系 ,旨在揭示该音系声类的特点 ,分述以下四部分 :轻、重唇音相混 ;舌头音与舌上音相混 ;知、庄、章合流与精组合流 ;牙音和喉音相混。

试析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中的方言现象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其中的方言现象反映着客家方言定型早期的特征,既保留唐时旧音,同时又含有近、现代客家方言的音韵特点。

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扁鹊”内容考辨

扁鹊是著录于传世文献中的著名医家,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成文之后,对其所作考辨历代频出,然争议至今不绝。不难发现:先秦两汉之时"扁鹊"已广泛进入大众传播视域,成为口谈、笔录的重要对象;传世文献中,扁鹊形象多见于子部书,且相关故事均为寓言;世人多以扁鹊设譬作比,借此阐述个人观点。由《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书名命名方式出发,可证"扁鹊"实为上古神医之名。有关扁鹊之医书则多为伪托之作,鉴于文献的缺乏,其内容、传播不可确考。司马迁《扁鹊列传》当为扁鹊形象集大成之作,然囿于文献本身的复杂面貌、当时文史不分的史学风尚,以及史迁撰史原则、个人趣味、审美取向,《扁鹊列传》呈现出了内在的矛盾与龃龉、书写上的困境与序列上的折衷。

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上)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经由对《汉志》所载典籍的叙录,追溯了六经的经典化历程和权力—知识话语的形成,探寻了各学术流派兴盛与衰微的动因,并进而考索了各科知识产生与消亡的社会语境。典籍在古代是最重要的知识载体,《汉书艺文志通释》对典籍的叙录考辨,自然也就成了别具一格的知识考古,本文阐释了校雠学这种知识考古的形式与特点。

辨体·辨义·辨人·辨伪——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下)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通过叙录解题,对《汉志》所载典籍进行了辨体、辨义、辨人与辨伪,考辨了《汉志》典籍各种独特的知识形态和存在方式,因而这种叙录解题构成了别具特色的知识考古,本文阐述了校雠学这一知识考古的形式与特点。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张舜徽先生对《汉书.艺文志》极为重视,其《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是迄今为止《汉志》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最后一次成果集结。文章对其成就略作论述,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中国古代的文学发展论

中国古代文论家对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早有探索总结 ,论说得最有见地的是文论大家刘勰。他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有关观点 ,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两个著名观点 :一是“通变”说 ,即文学的继承革新 ;二是“质文代变”说 ,即文学的内容形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后代文论家在刘勰观点的基础上作了系统的阐发和深化 ,从而形成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论。该理论不仅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史实 。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考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清代钞本以及由钞本而生的目前通行本皆源自于1257年庐陵刊本。但庐陵本并非杨仲良编纂的原始蜀本。对原始蜀本的书名、成书时间、体例及性质进行了研究,并对庐陵本的编辑者有意模糊庐陵本与原始蜀本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探讨。

清代女词人熊琏的悲剧心态和觉醒意识

熊琏是清代乾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女词人,芣苢之伤和蓼莪之痛造成了其复杂的悲剧心态,而其清醒的创作意识则体现了她对苦难人生和现实困境的超越,其词中所表现出的"翠袖青衫,千古同悲"之叹凸显了鲜明的女性觉醒意识,从而使其词在整个词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说文通训定声》指事字辨正

汉字中的指事字数量较少。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列出了125个指事字,并将这些指事字分为纯指事字、象形兼指事字、会意兼指事字、形声兼指事字四类。但其目录所列的一部分指事字与正文所释有相悖之处,我们将把这些指事字分别罗列,加以整理,并对其进行辨正。

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金石》案语研究

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金石》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金石文献,其最精华的内容就是"谨案"部分的考证说明,案语广征博引,考订严谨。编纂学者对金石文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解读,比如疑难字、异体字、通假字以及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等等,他们对铭刻文字的著录与考释,为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近代中国史上“文艺复兴”之梦的意涵

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包含对理性的信心和怀疑双重的关怀。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用"文学复兴"这一词语来构筑中国特有的启蒙话语。他们把政教一元的观念转变为近代形态的同时,将日本福泽谕吉在1870年前后的启蒙话语以及1879年之后的现代化话语作为参考框架,对中国的国家及学术所展开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可靠的合法性。这个趋势,到了1920年梁启超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之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梁启超围绕"文艺复兴"之梦的解释模式,奠定了"中华性"或"中国性"的文化身份认同。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确立将会给后代的思想环境提供创建近代民族国家的理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启蒙理性的另一种含义,即权力框架与话语霸权。然而,在晚清民初中西文化交往的特殊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启蒙理性保持信仰的同时,不得不承担批判启蒙理性的责任。所以,梁启超模式奠定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之后,反思这一模式的探索就开始了。从1920年以降的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文艺复兴"之梦的一系列的解构过程。胡适、徐志摩、蒙文通的论述乃是代表这一解构过程的思想挑战:他们分别对理性的历史、理性的权力、理性的话语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他们所做的这些思想探求正在构成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明代行人司行人严从简与东北女真史事

明初设置行人司,是朝廷专掌邦国外交与周边民族事务的官署,其品秩低而权实重。行人奉使,先礼后兵,化干戈为玉帛,作用堪比将帅。嘉靖后期,赐进士出身的严从简,入职行人司六年。为给朝廷拟定涉外及民族之策和出使者提供咨询,他编纂两本著作,即《使职文献通编》《殊域周咨录》,详载明代域外方国和周边部族事迹,其中相关东北女真族史事,弥补了《四库全书》禁毁史事的阙如,对清朝前史研究颇为珍贵。严从简是中国16世纪中外关系和边疆民族史地的一位杰出史学家。

《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

本文作者从被称之为《雍正十二美人图》的画面背景中,发现其署名为米元章、董其昌的法书条幅,不但其诗文内容是题此套美人图的,而且诗亦为胤禛本人所作。更奇怪的是,其书法也是胤禛的亲笔。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真名实姓隐去而假借他人名号呢?其中必定有其用意与奥秘。作者从画幅的创作时间、地点、目的以及其表现形式和制作规模等入手,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以大量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分析和对比,其结论为:1、其创作时间,正是康熙诸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间(1712-1721),胤禛采用了韬晦战术使自己处于斗争漩涡的边沿,不即不离,最终得到了皇位;2、从题诗的内容可以看到胤禛在夺取皇位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他是借传统的香草美人的文学手法,表现出他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矛盾;3、这十二幅美人图,既不是画他的十二或几个妃子,也不是画家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美人,而是以他的嫡福晋即后来的皇后那拉氏为模特创作出来的,画的仅只是一个人;4、这十二幅美人图,其正名应当称"胤禛围屏美人图"。"胤禛"是人名,表明他亲自参与创作构思和制作。而"雍正"是年号,只能说明时代,画像创作于康熙年间,用《雍正十二美人图》之名,不确切。"围屏"是创作的形式,如此规模很特别。"美人图"是胤禛自己的取名,尊重作者本意。这个名称,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特色,应当将原图名予以改正。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是目前所知现存惟一一部完整的元代地理总志,主要载于类书《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及《群书通要》,但各种版本都不署作者名,本文论证该书原编者为宋末元初人刘应李,改编者为詹友谅等。此外,本文还对元大德初刊本等7种刻本的特点、流传情况及其与两种单行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宋太宗实录》与《长编·太宗朝》殊异考

《宋太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太宗朝,虽同为记载太宗一朝历史,但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对两书的殊异进行研究发现:一是编撰内容不同,尤其是对重要事件的记载不同;二是编撰者思想倾向不同,《实录》维护太宗、真宗皇帝的正统性,而《长编》李焘的思想倾向相对中立、客观;三是史料价值不同,《实录》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原始性,《长编》的史料价值在于繁复和考异。因此,两书可以相互补阙证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