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释词》“为”字条辨析

《经传释词》在虚词研究上的贡献和不足,前人多有论述,但对其中的义项和例句,则缺乏全面详细的辨析。本文选取其中义项较多的“为”字条,对其义项和例句逐一进行检视,观察其例句的分析是否正确,义项的设立是否合理。文章认为“犹用也”“犹使也”“犹则也”“犹与也”“犹有也”五个义项是不能成立的;“犹于也”“犹谓也”“语助也”虽可成立,其中部分例句分析有误。文章还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犹将也”“犹如也”“语助也”三个义项的来源。

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巾子是首服的最初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通过《醒世姻缘传》这本小说对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有一个直观地了解,能够从侧面明白明代社会风貌与风俗,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法,结合明代著名世情小说进行研究,发现巾子是明代男子必备的装饰物、象征之物、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等,有美好寓意、创新和僭越等特性。通过研究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来研究明代当时的社会风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首服文化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由官方传导至民间的贪腐“飨宴”——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末贿赂风气的散溢趋势

《醒世姻缘传》中有大量官员受贿行贿的描写,通过将其与其他明代文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明末官员的贿赂风气不仅存在于高级官员中,已扩散至底层官员及其随从亲属,甚至在百姓之中,行贿已成为通用的“潜规则”,为众人所默许。明末这种贿赂风气散溢趋势的形成,有着三重源流:制度上,明末徭役折银与援纳入监政策带来负面影响,缺席的律法监管为贿赂提供了客观条件。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腐败之风横行提供了物质条件。文化上,明末百姓对金钱盲目崇拜,社会风气滑坡。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经传释词》的排序法及其价值

《经传释词》创立了按上古声纽排序的方法,这种排序法体现了高邮王氏父子以声为纲的训诂主张,有利于训释虚词,比前人有很大进步,对后人有很大影响,并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排序法具有一致性,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试论《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以引《左氏传》为例

文摘《原本玉篇残卷》保留了大量的古籍书证引文,本文以其中征引《左氏传》为例,尝试探讨这些书证引文的文献学价值。

言内语境影响下的《毛传》直训训释词分析

《毛传》直训是随文释义的训释材料,因此在语境影响下,《毛传》直训体现为多种训释类型。其中言内语境激活同义单位之间的区别义素,《毛传》从语法属性、语义搭配等角度对同义聚合体进行辨异选择,结果便形成《毛传》直训训释词的多重设置这一现象。

《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考——兼与何海燕博士商榷

由于传记系统的简略,传世文集的缺乏,当下对《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在考察马瑞辰生平经历基础上,文章勘正了马瑞辰在《自序》中交待过的成书过程。根据姚莹和马其昶记载推求出的马瑞辰生年,纠正了《清史稿》以来以讹传讹的舛误,为马瑞辰莫衷一是的生年说画上了定谳性的句号。

苏轼的易象与意象——以《苏氏易传·井》卦释义与“井”象为中心

在《周易.井》卦的阐释史上,一般都将此卦作政治化、伦理化的解读。《井》卦在阐释者笔下一般具有以下四种象征意义:养而不穷、井有常德、中正高洁、举贤任能。苏轼在《苏氏易传》中对《井》卦的阐释极为独特,其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在士人成为"弃井"之后,如何保持心性修养及独立人格;并且在苏轼以"井"为象的几首诗歌中,"井象"都具有《周易.井》卦的一些寓意。

再论《任氏传》——兼评沈既济以雌狐“自喻”臆说

本文比较了小说中之狐与《任氏传》中之狐,又比较了史书中之狐与《任氏传》中之狐,认为沈既济塑造了一个"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雌狐形象,以讽刺当时官场上刘晏背叛元载,论证了沈既济以任氏"自喻"说不能成立。

《文心雕龙·史传》研究概述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评述文学理论的著作,其中的《史传》专论史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篇。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该篇史学价值的挖掘存在偏颇与不足,尚待继续开展系统研究。

《何氏虚劳心传》的用药规律分析

目的分析《何氏虚劳心传》的用药规律,探讨虚劳的病机和治法特点。方法使用频数表对《何氏虚劳心传》治疗虚劳的21首方剂中所列药物的分类、使用频次、归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虚劳的用药频次以补虚药最高,归经以肾膀胱经、肺大肠经、脾胃经为多。结论虚劳的基本病机在于阴虚,治疗注重补肾、健脾胃、生活调摄。

《醒世姻缘传》方言词语杂考

本文利用现今活的方言材料考释了《醒世因缘传》一书中“雌答”、“大八丈”、“打”、“浓济”、“燥不搭”、“钻干”、“主腰子”七则方言俗语词 ,纠正和补充了对这些词语解释的错误和不足之处。

从《左传》赋诗看《韩诗外传》解诗说

对《韩诗外传》一书的性质,有解诗说、用诗说及调和之论。《左传》中的赋诗是学界公认的用诗典范。考察两书中同一诗句的运用,有明显差异:《左传》中赋诗是叙事情节中的组成部分,起着传情达意的重要功能,而不需考虑所传递的意义是否合乎儒学义理,带有随机性。而《韩诗外传》中,往往是经师从儒学的角度设置多个含义相似的故事来解说同一诗句。多个同类故事对诗句的多重经学解读,体现了经师叙事解诗的预设性,印证了《韩诗外传》叙事解诗的经学性质。

折中孟荀——韩婴修身思想论要

探讨修身问题是韩婴《韩诗外传》的一个重要内容。韩婴倡导修身,他兼采孟荀两人在修身问题上的说法,不过,韩婴并非简单地杂凑孟荀之说,他是将孟子的求"放心"与荀子性恶论中学以成善的观点相承接,由此形成其颇具新意的修身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