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

从目录学角度看,王昶《金石萃编》综合了传统金石目录中存目、录文、辑录与跋尾四种体例,而开创了“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编纂体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在其基础上,通过“增补摹图”与“附加按语”对这一体例进行了完善,使得这种目录的编纂结构涵盖了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个部分。辑考体金石目录就其本质而言,是在据拓本进行汇校汇订的基础上,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对相关史料的别裁与考订服务于个案学术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相较于辑录体金石目录,这种目录体例的学术考辨性更强,而这也是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兼具集大成特点的根本原因。

常被误用成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例析

成语是文化表现的重要路径,因此对成语的正确释义,需要回溯其历史出处。当前,“失不再来”“时不再来”两种表达,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思路。因此,该文拟从历时角度,对成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产生进行历史溯源,分析其内部结构。同时,对误用表达“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教学建议:高校教师不仅要对相关词语进行规范化教学,还应从结构、语义、信息安排等角度进行分析,激发学生思考,训练学生思辨能力,保证成语学习的正确性。

“是否是”的多角度考察

文章在充分观察、深入研究、语值探求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对"是否是"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以探讨"是否是"的规范问题。文章指出:"是否是"的用法不是个别现象;"是否是"的使用有其内在的规律;"是否是"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与"是否"、"是不是"相比,"是否是"有其独特的语用价值。因此,我们应对"是否是"的用法持肯定态度。

两汉诏令引《诗》体式考

诏令,作为帝王命令文本体现,字斟句酌,具有明确的规范性。两汉诏令中引《诗》,主要采用三种体式:"《诗》曰"引《诗》证事,以诗句作为结论;"《诗》云"常以论点的形式补充论证;而"《诗》不云乎"则以反问方式,作为论证的理据,用于解释某些不合常理的事情。能够验证上述论述的是,同一诗句在不同的体式下,其所表达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墨经小取》“是而然”“是而不然”新解

“是而然”、“是而不然”是《墨经·小取》研究推论时提出的两种重要情况。“是而然”的形式可从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两个层面加以讨论。可以证明,“是而然”的逻辑形式是有效的,故“是而然”是有效的演绎推论。“是而不然”诸例看似与“是而然”相矛盾,其实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诸例严格来讲并不构成“是而然”模式反例,因此,“是而不然”的存在实际上不影响“是而然”式推论有效。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差比序列视角下“不是A但是/只是/而是B”之比较

语言中的某些词或词组可以形成一个差比序列。将不同差比序列项分别嵌入"不是A但是/只是/而是B"框架,对其嵌入条件、语义内涵和否定类别分别加以比较,可从新的视角发现这三个框架深层次的区别与联系。

翁方纲《苏诗补注》的文献价值与注释成就

清代著名经学家、金石学家、诗人翁方纲所撰《苏诗补注》,以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校勘并补全查慎行所录施、顾原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苏诗补注》又针对施、顾原注、邵长蘅等的补施注及查慎行补注中的错漏,以考证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补注,在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阐释的再阐释——“诗可以怨”阐释向度解析

"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原创性诗学命题之一,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阐释,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诗可以怨"的再阐释形成了一条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理论脉络。在"诗可以怨"理论的诸多阐释向度中,它与中国抒情诗学体系以及古代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朱熹《诗集传》与吴棫《诗补音》音叶考异

朱熹《诗集传》与吴棫《诗补音》音叶差异颇大。从语音根据与韵段韵谐状况、古韵、审音几方面对47例韵异音叶考察后发现,朱熹重协韵,轻考古,对《诗补音》的改订有得有失,要具体分析。朱熹、吴棫注音叶是一种程度不同的审音自觉行为。

然否对照表现对比焦点

然否对照是表现对比焦点的句法手段之一。它不同于单纯的标记词或词序等句法手段表现对比焦点,而属于句法结构表现对比焦点。然否对照表现对比焦点的位置可以在然否对照的前成分、后成分、前后成分,其中对比焦点在后成分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然否对照可以通过省略、隐含、共用等语法手段凸显对比焦点。然否对照表现的对比焦点,在性质上有语义焦点和语用焦点的区别。

温忠翰《遗山诗髓》及所附《元诗备考》《补遗》发微

温忠翰,山西太谷人,清代诗人。牡丹江市图书馆藏其未刊稿本《遗山诗髓》十四卷、《元诗备考》二卷和《补遗》一卷,世所稀见。《遗山诗髓》皆摘自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或为元好问诗文原文,或为施氏所作笺注之语,择取精审,并附有考证按语。《元诗备考》摘录施书后《附录》《补载》两部分,顺序与原书颇有出入。《补遗》则主要记录了关乎汪古直重修元遗山墓之诸多文献,皆是名家名作,颇具价值。

“是而然”与“是而不然”:形式、有效性及抵牾

"是而然"、"是而不然"是《小取》研究推论时提出的两种重要情况。这两种情况都可从语法形式及逻辑形式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可以证明,"是而然"的逻辑形式是有效的,故"是而然"是有效的演绎推理。"是而不然"诸例看似与"是而然"相矛盾,其实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诸例并不构成"是而然"模式反例,因此,"是而不然"的存在实际上不影响"是而然"式推论有效。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十不二门指要钞》导论

宋代,佛教出现了"三教合一"、"融会诸宗"的趋势。天台宗也难免受到这股潮流的冲击,天台山外派的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宗昱著《注十不二门》,他们用禅宗和华严的"直显心性"、"一念灵知"来阐释天台的纲要之作《十不二门》,主张"真心"观。知礼为了救天台教观一家之"正义",著《十不二门指要钞》,主张"妄心"观。并指出山外派二书是受了禅宗和华严异说的影响,违背了智顗和湛然的本意,必须予以肃清。知礼的《指要钞》洋洋万言,这里仅对它的核心理论作点指导性的论述。

三音节频率副词“时不时”的语法分析

在现代汉语中,“时不时”是一个表示中等频率义的副词,同时,它也属于描写性频率副词,“时不时”在权威字典中解释多为“时常,时时”之义,但“时不时”并不完全等同于“时常,时时”,与之有细微的差别;“时不时”在句法功能上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它主要用于说话者想要表达不是非常明确的时间段,但表示动作行为每次发生的时长相对较短、事件发生频率较适中的语境中,主要出现在书面语中。

极性系统和汉语极性系统的特点研究

现代汉语极性系统是由表达同意/不同意这一极性意义的各级语言单位(主要是词和短语)分层、有序地构成的系统,其成员可称为极性成分。通过对表达极性意义的汉语“是”“不”与英语“yes”“no”、“是”“不”与其相关成分“是的/对”“不是/不对”的比较,可归纳出汉语极性系统的两大特点:第一,汉语极性系统只对相对极性特征敏感;第二,组成该系统的极性成分体现了语法化的连续性。作为是非问答语,“是”“不”分别表示同意和不同意,据此可论证肯定式“吗”问句在疑问程度上是信大于疑的,且对肯定回答的期待值在50%以上。除了“是”“不”,汉语“是”类成分(“是的/对”)和“不”类成分(“不是/不对”)在应答是非问句时也表同意和不同意,但其在句法特征、语用特征以及应答的疑问句类型等方面与“是”“不”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