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石生泉藏书题跋探赜

石生泉先生作为当代山西平遥籍的文史学者,终其一生,主要以研究乡邦文献及掌故为主。《董傅书室题跋》一书,因采取油印本的方式出版,未能广泛流布,故知者甚少。而作为其收藏古籍、书画的题跋汇编,当中涉及了诸多有关文献学的内容,如藏书活动、版本鉴赏、古籍流传、图书考证等。对其中有关书籍题跋的研究,不仅能反映石生泉本人的文献学成就,还能挖掘山西地区的藏书文化,丰富对我国的藏书事业的了解。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东坡入赋:苏轼经典化的独特视域

《历代辞赋汇总》收录有210余篇以苏轼为素材的赋作,在唐宋文人中数量位列第一。这些赋作取材广泛,涵盖了苏轼的诗文、行迹与生平轶事,体现出对苏轼的全面接受,其中苏轼轶事尤为赋家重视。这些赋为苏轼经典化提供了丰富佐证,苏轼经典名篇、名句的流传情况在赋中得到再次验证。同时,这些赋作也为苏轼经典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清单,有助于发现和发掘出一些具备研究价值的个案与视角。赋以描绘铺排为能事,这些赋作对东坡素材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并通过生发、联想,对情节、物象、环境、心理及其文化意蕴等进行细腻而充实的描绘,往往将不满百字的素材扩充数百乃至近千字的文章,从而鲜活立体地展现出东坡的形象与风神,饱含后世对苏轼的敬仰与爱慕。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当新学遇上旧诗——论严复评点王安石诗的背景、渊源及立场

严复一生评点多种古籍,手批王安石诗是其中一种。他之所以关注王安石,绕不开清末变法思潮的影响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批判态度。严复评点王安石诗,不仅与郑孝胥的交游有关,还与闽派诗学关系密切,并受时代诗风的影响,表现出与同光体诗论的高度契合。但是,严复阐发王安石诗与西学思想的会通之处,体现出不同于同光体诗派的批评立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接受王安石的全新维度与另面视角,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王安石诗研究。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

目的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挖掘《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方法 构建《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的“病–症–证–方–药”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分析,进而归纳对比两书的学术特点。结果 《叶氏女科证治》与《傅青主女科》比较具有以下6个特点:论述疾病,全而简略;详辨年龄,分时论治;处方周全,兼服丸散;用药轻灵,方加药引;煎制详细,服法各异;重视气血,调理脾胃。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展现了《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其他中医著作提供思路和参考。

李审言诗歌创作对杜甫的接受

李审言宗杜重杜,雅好杜诗,自称其诗歌创作以杜甫为宗,其《学制斋诗钞》收诗491首,内容丰富,用词典雅。李审言对杜甫的学习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作上,刻意学习、模仿杜甫,熟练运用杜诗典故,化用杜诗诗句;思想情感上,感怀杜甫,咏叹杜甫,通过表达对杜甫的同情与理解,聊以自况;精神上,秉承杜诗“诗史”之精神,实录近代社会现状。李审言对杜甫的接受在近代具有典型性,研究李审言诗歌是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亦是了解杜甫在近代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参考。

高适、李白、杜甫、李邕“济南之会”考辨

在高适、李白、杜甫三人的相关年谱中,诸家一般认为有“济南之会”,但对聚会时间、相关诗作、前后行踪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高适和李白是否参加“济南之会”存在不同看法。通过研究高适、李白、杜甫、李邕等四人在“济南之会”的前后行踪,分析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李邕是在天宝四载夏由汲郡转任北海途中路过济南,高适和杜甫参加此次聚会,三人各有诗作留下,而李白没有参加“济南之会”。

从诗歌看苏轼的仇池公案、仇池情结及其他

仇池是甘肃一座山名,仇池也是华夏民族一个国名。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期间,苏轼偶得产自广东的两块奇石,并写有《双石》诗。回朝后,把奇石命名为“仇池石”。苏轼仇池情结形成究其原因,是因为倾心歌咏仇池的杜甫,爱屋及乌;也是因为仰慕歌咏仇池的陶渊明,石头等于桃源;更是因为仕途失意,欲以“仇池”寻求寄托。没想到却引起当年好友画家王诜的觊觎,给苏轼“以小诗”“借观”奇石,实际“意在于夺”,霸为己有,于是形成一桩诸多诗友借与不借纷纷唱和著名的仇池公案。仇池公案给我们启示是交友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夺人所爱,爱物不能凝滞于物。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红光照射联合湿敷护理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Ⅲ期压疮的疗效观察

评价红光照射联合药物湿敷护理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并Ⅲ期压疮的临床疗效。将66例COPD并Ⅲ期压疮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3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治疗,观察组采取红光照射联合药物湿敷护理治疗,观察两组VAS疼痛评分情况、压疮的治愈时间及治疗效果。观察组患者VAS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压疮愈合时间为(17.31±1.35)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26.21±2.13)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P<0.01))。红光照射联合药物湿敷护理治疗能有效促进COPD并Ⅲ期压疮创面的愈合,缩短其治愈时间,是Ⅲ期压疮的有效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