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义解缚与赋体自立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建立在国家盛衰和世运演变的历史推论之上,异于文体流变的观照角度。赋与《诗》制别体,才是自立之本。而“辞人之赋”“日月献纳”只就武、宣为论,在后人接受则扩大为汉赋的整体印象。“不歌而诵”则纠结讽颂歌咏,经传互训,迄今以证辞、赋可歌,比于《诗》制入乐。班固执于讽颂而否定汉赋铺陈,刘勰继以比兴批评汉赋,风、讽、诵、颂纠缠不清,赋、比、兴相与为义,都以《诗》义掩蔽赋体铺陈,卒乃消解赋体自立。经传的训释只在“赋者铺陈”的一般意义上获取《诗》赋与赋体的关联,然“赋”本义究在溥遍广大,“赋”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唯以大赋鸿篇大制的巨丽铺陈才合“赋”本义。只有解开《诗》义的重重束缚,才能直抵“赋”义,从而彰显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

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石生泉藏书题跋探赜

石生泉先生作为当代山西平遥籍的文史学者,终其一生,主要以研究乡邦文献及掌故为主。《董傅书室题跋》一书,因采取油印本的方式出版,未能广泛流布,故知者甚少。而作为其收藏古籍、书画的题跋汇编,当中涉及了诸多有关文献学的内容,如藏书活动、版本鉴赏、古籍流传、图书考证等。对其中有关书籍题跋的研究,不仅能反映石生泉本人的文献学成就,还能挖掘山西地区的藏书文化,丰富对我国的藏书事业的了解。

傅振伦与《刘知几年谱》之编撰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史学史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刘知几年谱》一书是傅振伦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傅振伦多年从事刘知几研究的系统性总结成果。全书内容丰富,特点显著,是关于刘知几研究的名著,在刘知几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红光照射联合湿敷护理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Ⅲ期压疮的疗效观察

评价红光照射联合药物湿敷护理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并Ⅲ期压疮的临床疗效。将66例COPD并Ⅲ期压疮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3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治疗,观察组采取红光照射联合药物湿敷护理治疗,观察两组VAS疼痛评分情况、压疮的治愈时间及治疗效果。观察组患者VAS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压疮愈合时间为(17.31±1.35)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26.21±2.13)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P<0.01))。红光照射联合药物湿敷护理治疗能有效促进COPD并Ⅲ期压疮创面的愈合,缩短其治愈时间,是Ⅲ期压疮的有效治疗方法。

半导体激光联合鲜芦荟湿敷及护理治疗脑卒中患者留置针静脉炎的疗效观察

探讨半导体激光照射联合鲜芦荟湿敷及护理治疗脑卒中患者留置针静脉炎的疗效。方法:将脑卒中并发静脉炎患者66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33例。对照组采用鲜芦荟湿敷方法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半导体激光体外照射及护理干预治疗静脉炎。对两组治疗前后静脉炎治疗有效率及主观疼痛级别进行比较。结果:实验组患者静脉炎治疗有效率为93.94%,和对照组有效率81.82%相比(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患者静脉疼痛级别和对照组相比(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应用半导体激光照射联合鲜芦荟湿敷及护理治疗脑卒中患者静脉炎,能减轻脑卒中患者的痛苦。

辑补楚石佚赋《和〈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兼论《西斋和陶集》

根据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与朱右《白云稿》的相关记载辑补、勘误《全元文》《全元诗》《楚石梵琦全集》中楚石梵琦的《和〈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以及八首和陶诗与《西斋和陶诗序》。同时,借助前人记载窥探《西斋和陶集》的原貌。从陶渊明及其诗文与佛教的因缘、僧人创作传统、陶渊明的文化意蕴、楚石与陶渊明的经历分析楚石《西斋和陶集》的创作原因。

阳明腑实证患者外周血Th1/Th2细胞因子的变化

目的:观察阳明腑实证患者外周血Th1/Th2细胞因子变化情况,探讨其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相关性。方法:25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给予常规治疗作为对照组,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复方大承气汤作为中药组,检测入院时及治疗后3d血浆内毒素(ET),血清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4(IL-4)的变化,用IFN-γ/IL-4比值表示Th1/Th2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浆ET、血清IFN-γ、白细胞介素-4(IL-4)水平均降低,尤以中药治疗组降低更具有显著性(P<0.05)。Th1/Th2比值升高。结论:复方大承气汤对阳明腑实证患者血清IFN-γ、IL-4及Th1/Th2比值具有调节作用,阳明腑实证患者血清IFN-γ、IL-4及Th1/Th2比值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有一定的相关性。

阳明腑实证时内毒素与炎症介质的变化及复方大承气汤的治疗作用

目的 :探讨阳明腑实证时内毒素 (ET)、肿瘤坏死因子 (TNFα)、一氧化氮 (NO)的变化情况 ,并观察复方大承气汤的治疗作用。 方法 :2 0例阳明腑实证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给予常规治疗 ,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复方大承气汤。检测入院时及治疗 5d后血浆ET ,血清TNFα、NO含量的变化 ,并以 1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 结果 :阳明腑实证患者血中内毒素、TNFα、NO的含量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 (P值均 <0 0 1) ,经治疗后 ,上述指标均降低 (P值均 <0 0 1) ,尤以复方大承气汤治疗组降低更具有显著性 (P <0 0 5 )。 结论 :中药复方大承气汤可明显降低阳明腑实证患者血中内毒素及各炎症介质的水平 。

从“诗赋”到“骚赋”——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文学史上"诗骚"传统与"辞赋"范畴,作为共识而被人们接受,其中内涵对经典的树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迷障,却鲜有提及,与此相关而呈示于赋域的"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也因为属于常见的批评范畴,没有得到系统地梳理与清晰地展现。而在赋学批评史上,源自汉赋用《诗》形成的"诗赋"传统以及其依经立义的批评观,与围绕科举用"赋"而产生的"骚赋"传统以及其"祖骚宗汉"学说,特别是后者所体现的传法定祖的思想,形成了由"诗赋"到"骚赋"的理论变迁,这既有研讨赋论史传统的价值,也有重新审视文学史变迁的意义。

论歌曲《长相知》字与声“聚情散气”的共生关系

《长相知》是石夫先生根据汉乐府古辞《上邪》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字意,深切地表达女主人翁对爱情的至死不渝之情;声调,则饱含军乐、战歌中悲壮慷慨、壮怀激烈的色彩。字与声共生,把个人之情爱变为民族大爱,激发将士英勇杀敌。字"聚情"表义,曲调"依腔、贴调、腔随字走",高度地将字、腔、音、韵、情融合;声"散气"表情,以气息调节和美化声音,运用"拖气、换气、取气"等方式,发散情感,使声圆熟,字腔情满。故此,"聚情散气"的共生观点意在阐述该歌曲字与声、字声与气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