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经传释词》“为”字条辨析

《经传释词》在虚词研究上的贡献和不足,前人多有论述,但对其中的义项和例句,则缺乏全面详细的辨析。本文选取其中义项较多的“为”字条,对其义项和例句逐一进行检视,观察其例句的分析是否正确,义项的设立是否合理。文章认为“犹用也”“犹使也”“犹则也”“犹与也”“犹有也”五个义项是不能成立的;“犹于也”“犹谓也”“语助也”虽可成立,其中部分例句分析有误。文章还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犹将也”“犹如也”“语助也”三个义项的来源。

时景起源与变迁研究

“时景”也称时间景观,是中国风景园林的重要组成,是风景属性、时间属性与人文属性的结合,体现了“天-地-人”的彼此联系。通过对历代重要诗词、哲学文献、园林文献的分析,探讨背后的时间逻辑,得出时景观念源于“对时育物”的传统,与观象授时、物候观测确定时间密不可分,时景审美源于天体观测与崇拜中诞生的美学雏形,以及物候农业劳作中产生的观生意审美。时景审美经历了“雏形-建构-繁荣-世俗化”4个重要时期,并与山水诗画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关。时景发展历程的分期特征与中国传统园林的发展既关联又具有独特性,同时体现了待时而动、阶段发展、时境相依的生态哲学思想,对时景营建、风景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版本源流考

明代熊宗立所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是首部通俗化《难经》注本。全书语言通俗,浅显易懂,为学习《难经》的门径书。其四卷本系统囊括国内诸传本,六卷本始于原书。本文通过综合考查历代史志、书目著录,结合《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国内外馆藏情况,对其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发现该书国内传本有四仁堂本、富春堂本、种德堂本及存德堂本,上述传本均源自同一四卷本,且与原刻本分卷不同,阙误较多,整体质量较差,皆非善本。日本传本始于谷野一柏所刊天文五年(1536年)本,又有元和三年(1617年)、宽永四年(1627年)、宽永十年(1633年)、正保二年(1645年)刻本,及以和刻本为基础的活字本、抄本。日本传本内容完整,版面清朗,极大程度地保留了该书原貌。此外,该书尚有朝鲜刻本传世。

《诗经》中贵族诗篇的“崇德”意识与话语方式

在西周初中期的诗篇中,“德”是王室主导的一种话语修辞:“德”是王室获得“天命”的根由,是王室推行政策等行为的一种修辞话语,是王室对贵族的一种期待和要求。这三个方面到厉、宣时期有了新的变化:“德”由对贵族群体的要求在厉王时期变为贵族针对王个人的纳谏话语,诗篇对王室修养之“德”的歌唱转为颂赞贵族的修辞话语,诗篇对王室“德”政继承性的鼓吹转变为对军事战功的修辞话语。幽平之际,贵族诗篇对于“德”的宣扬,由于作者的身份以及面对的对象的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话语形式。

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施琅《靖海纪事》之奏疏研究

施琅是清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奉康熙之命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专征台湾,在攻克澎湖、收复台湾以及保台治台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征澎克台期间,他曾上呈过多篇奏疏,收录在《靖海纪事》中。该奏疏涉及平台相关事宜,呈现出文辞庄重、情笃意切以及直言敢谏、言必有据的书写风格,蕴含了施氏安民节用、重视人才的主张,体现其思危意识及其军事战略。

《山海经》中的“■石”“邽石”“封石”及早期螺钿

《山海经·中山经》中所谓的“■石”“邽石”“封石”实为一物,即《说文》玉部中的“玤”石。信阳楚简中的“■石”,亦即今天所谓的白石英。“■石”“玤石”“蚌石”的命名确与“蛤蚌”之名有关,信阳、左冢、九连墩等楚墓出土漆木器上镶嵌石英石的技艺,均源自于商周以来的“螺钿”技艺,所嵌白色石英石(■石/邦石/封石)其实是早期“蚌泡”的替代品。“螺钿”的装饰技艺在中国出现很早,但记录这种技艺的专有动词却一直未被发现,其实信阳楚简等资料中的“■”“铚”为填塞、嵌陷之义,是战国时人对后世“螺钿”之{钿}的早期描述。

周以诗乐化俗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来教化风俗,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秩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的、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节夫妻间的关系,实现性别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阶层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得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比起来,诗乐更深入、更持久、更稳定,是最好的教化手段。

热奈特副文本理论刍议——以《诗经》英译本为例

在热拉尔·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框架下,基于先行研究对《诗经》英译本的副文本的系统分析,探讨了该理论的三点不足:现有副文本分类方式不足以涵盖一些新的副文本形式、对某些特殊样本的解释力较弱、对副文本边界的相对性考虑不足,提出了完善副文本理论的建议,并探讨了副文本在中华典籍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

许渊冲《诗经》英译副文本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

副文本是对正文本起补充说明作用的材料,是协调正文本与读者关系的文化载体,可以帮助读者参与文本解读和意义建构。因此,副文本的恰当运用可以取得正文本无法达到的效果。许渊冲在翻译《诗经》时充分利用副文本的沟通功能,分别建构了尚和、尊礼和崇德的中国文化形象,树立了中国爱好和平、亲近自然、注重礼节、尊崇祖先、以德施政、以德服人的文明大国形象。副文本是辅助材料,只能起辅助作用,所以,对副文本的使用要适可而止,不能多用滥用,否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许渊冲《诗经》英译本对运用副文本建构积极的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诗经》英译史考辨

《诗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及传播,已经走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历程,其英译一直是中外译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各种译本层出不穷,为《诗经》的英译传播和研究提供了可行的途径。现有的《诗经》英译史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而且还存在不少讹误。该文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钩沉和考辨《诗经》的英译历史,尝试描绘出《诗经》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分转译期、全译期和新时期,总体上总结了《诗经》各个阶段的英译特征,通过详实的考察,更正了以往有关《诗经》英译历史研究方面存在的讹误,增加了以往《诗经》翻译史研究中鲜有提及的英译本资料,为今后《诗经》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参考。

云门宗第九代祖师寂室慧光事迹、佛法考

慧光禅师作为云门宗第九代祖师,诸灯录多略其事迹,致其生平经历如罩雾中,学术思想亦渺茫难测。今考索群书,知其曾先后住持过灵岩寺、瑞岩寺、国清寺,大约活动于公元1101—1159年前后。其禅学思想尊重师说,好用公案,论理则常以声音为喻。同时,他作有《寂室净土文》以阐发其莲宗思想。

国内外时景研究进展

时景(Shi Jing)是中国传统风景园林营境的重要组成因子,概括了时序变化与时空交融的风景园林美学特征。通过文献阅读与总结,梳理“时景”来源及国内外研究动态。得出:1)“时景”(ShiJing)和“风景”(FengJing)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致性,时景的分类往往受到“天景”“四时之景”等因时划分方式的影响;2)国内基于风景园林时间意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时山水诗画、时间意象及园林时空一体化三方面,而西方国家近几年才开始关注时间景观,但与中国传统的时景观念存在明显的区别,泛东亚其他国家对时景的关注则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基于研究现状提出了从溯源角度探讨时景景观化过程与时景风景营建体系构建,基于时景角度进行审美指标构建及时景应用模式探索的展望。

黎兆勋《侍雪堂诗钞》成书经过与版本源流

黎兆勋生前意欲整理刊行《侍雪堂诗钞》《石镜斋诗略》两部诗集。《侍雪堂诗钞》拟收录咸丰七年(1857)赴鄂以前所作诗歌,却一直处在删汰打磨状态,生前未能定稿刊行;《石镜斋诗略》收录赴鄂后所作诗歌,咸丰十年(1860)曾结集,但创作未停,作品不断补增,生前也未刊行。同治三年(1864)秋,黎兆勋去世,其弟黎兆祺等汇集整合“《侍雪》旧编”、《石镜斋诗略》及其他诗稿,于同治四年(1865)夏编出八卷本《侍雪堂诗钞》,并于同年秋刊行。同治本《侍雪堂诗钞》虽系战乱中仓促而就,但前期工作充分保障了质量,后黎庶昌光绪十五年(1889)在日本使署刊刻《黎氏家集》时便以此为蓝本,缩编为六卷本《侍雪堂诗钞》。民国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三编》,又缩印了光绪《黎氏家集》本。三本《侍雪堂诗钞》一脉相承,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诗经》西传先行者——汉学家孙璋及其《孔夫子的诗经》考述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是一位会通文理中西的汉学家,他在中国40年间观天文、理财务、助外交、编字典、译经著书,为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拉丁文《诗经》译本《孔夫子的诗经》是西方第一部《诗经》全译本,在《诗经》西传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此书结构完备,分类清晰,翻译准确,阐释独到,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诗经》译本。

论方玉润的“涵泳说”及其经学内蕴

涵泳是方玉润阐释《诗经》的主要方式,他主张在不拘泥于前人阐释的前提下,借鉴诠释学和修养论中的涵泳方法以推原诗人始意。在涵泳方式上,强调通过文学性的途径来体会关于教化的诗旨,使读者由“被领会”转向“主动领会”,扩大了《诗经》的情感指向,并由此构建了一套以文学为途径来诠释《诗经》诗教思想的完整的《诗》学体系,体现出文学与经学交织的特点。

《诗经》英译显化研究——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独特魅力也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喜爱。自18世纪以来,《诗经》英译版本陆续出现,扩大了《诗经》的影响范围。其中,英国翻译家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影响广泛、独具特色。在《诗经》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笔墨去诠释与复原原文,才能够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原作之意。该文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以克劳迪显化方式为划分方法,从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性显化3个方面,研究显化在译文中的应用,以期对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显化”现象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郑风·将仲子》古代解释史流变及其原因

自《诗序》到当代,《诗经·郑风·将仲子》在学术界的主流解释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由“美刺”的“谏书”,到“为戒”的“淫诗”,再到纯粹的爱情诗。它经历了由经学化过渡到理学化、最后回归文学化的漫长过程,是《诗经》爱情诗研究、《诗经》研究乃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缩影,极具代表性。该文围绕《将仲子》原文,重点梳理郑玄、孔颖达、朱熹、崔述、方玉润等古代学者对《将仲子》的解读,厘清其在各时代的变化和差异。在此基础上,该文分析了这种变化和差异反映出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主流价值观、“《诗》学”研究、文学审美与文学批评的演变。最后,该文得出结论,影响《将仲子》解读的因素有很多:政治需求与主流意识形态是最关键的因素;其次是《诗经》本身“经”的特殊性质;部分学者的创新和突破也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