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江西省道地药材“赣十味”“赣食十味”开发利用的SWOT分析与对策探讨

目的:阐述江西省道地药材“赣十味”“赣食十味”的提出背景,分析其开发利用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方法:利用SWOT分析法,从优势、劣势、威胁和机遇四个方面分析“赣十味”“赣食十味”的开发利用现状。结果:分析可得目前“赣十味”“赣食十味”20个品种在产区、品种、技术、产学研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投资成本、生长条件、采收加工、生产技术标准、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存在劣势;面临着缺乏优质土地种植、恶劣气候、采收期短促、缺乏机械设备、产销难以预测、外省的竞争等威胁;迎接着政策、新市场、新产品、产业链延伸等机遇。结论:制定以发挥优势、克服弱势、化解威胁、利用机遇为指导的对策,将更好地促进“赣十味”“赣食十味”的开发利用。

石氏中医骨伤康复外治法治疗腰痛病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石氏中医骨伤康复外治法治疗腰痛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60例腰痛病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手法组、功法组和联合组。手法组给予红外线基础治疗+石氏伤科手法治疗;功法组给予红外线基础治疗+石氏伤科功法治疗;联合组给予红外线基础治疗+石氏伤科手法+石氏伤科功法治疗。对3组患者的VAS、JOA、ODI及SF-36评分、腰椎活动度、中医证候积分以及临床疗效进行对比。结果治疗4周后和随访8周,联合组患者VAS和ODI评分明显低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JOA评分明显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生理职能、生理机能、情感职能和社会功能得分明显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治疗4周后,联合组患者前屈、后伸、左侧屈、右侧屈、左旋转和右旋转活动度明显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中医证候各项积分及总分明显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治疗4周后和随访8周,联合组患者基于JOA评分的总有效率和愈显略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结论石氏伤科手法和功法联合治疗腰痛病临床效果显著,可有效缓解疼痛,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和中医证候,提高腰部运动功能。

浙派三诗僧考略

浓厚的在野倾向是清代中期浙派诗人群的重要属性。大量方外人士对浙派诗人群体诗文化活动的深度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属性形成的重要因素。释明中、释篆玉及释上绪三位诗僧可以说是浙派方外诗侣中最值得关注的外围成员。通过考索相关材料,可以认定,他们对于浙派诗人群体的意义尚不止于和此派成员寻常的唱和交游,他们诗文化活动更大的价值在于,他们对于浙派诗群南屏诗社的形成和活跃起到了支撑作用。因此,对于他们诗史价值的厘定,构成整个浙派诗人群体研究的重要一环。

再论“神农得茶解毒”

关于茶叶起源的“神农得茶解毒”说《本草》引文以往学者多将其溯源到清代的《格致镜原》,实则该说在明正统九年(1444)陈华刻本《事物纪原》中即已出现。在明代“废团兴散”饮茶方法改变的背景下,《事物纪原》的校正者赵弼删去宋代的茶类事条旧文,并重新撰写了“茶”条。该条下,作者结合《淮南子》与《茶经》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创造了“神农得茶解毒”说《淮南子》引文。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徐炬所撰《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中又将引文出处从《淮南子》改为《本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一引文至此正式诞生。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齐文化对苏轼宦密作品的影响

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宦密州。密州浓郁深厚、灿烂多姿的齐文化,对苏轼宦密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齐文化的开创革新使苏轼词风发生巨大转变,婉约词深情凝重、豪放词“新天下耳目”;齐文化的崇武尚功催生了苏轼猎诗、猎词的创作,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横空出世;齐文化的多元融合促进了苏轼宦密时期的哲学思考,旷达自适的超然思想在密州大地上成熟,有名篇《超然台记》。由此可见,密州是苏轼宦游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理单元,齐文化是标识苏轼文学建构进程的阶段性文化。

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兼论苏轼典范的确立

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较与对峙。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除了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袁氏兄弟对苏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海经》中的“■石”“邽石”“封石”及早期螺钿

《山海经·中山经》中所谓的“■石”“邽石”“封石”实为一物,即《说文》玉部中的“玤”石。信阳楚简中的“■石”,亦即今天所谓的白石英。“■石”“玤石”“蚌石”的命名确与“蛤蚌”之名有关,信阳、左冢、九连墩等楚墓出土漆木器上镶嵌石英石的技艺,均源自于商周以来的“螺钿”技艺,所嵌白色石英石(■石/邦石/封石)其实是早期“蚌泡”的替代品。“螺钿”的装饰技艺在中国出现很早,但记录这种技艺的专有动词却一直未被发现,其实信阳楚简等资料中的“■”“铚”为填塞、嵌陷之义,是战国时人对后世“螺钿”之{钿}的早期描述。

石氏逐痰通络汤联合石氏特色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石氏逐痰通络汤联合石氏特色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痰瘀阻络证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84例LDH痰瘀阻络证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2例。治疗组剔除1例,最终纳入研究对照组42例、治疗组41例。对照组给予石氏逐痰通络汤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石氏特色手法治疗。2组均治疗4周。比较2组临床疗效、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分数(JOA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评分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治疗4周后,治疗组总有效率95.12%,高于对照组80.95%(P<0.05)。治疗1周、2周、4周后,2组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组VAS评分均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治疗1周、2周、4周后,2组JOA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P<0.05),治疗组JOA评分均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治疗1周、2周、4周后,2组ODI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1周后,2组OD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周、4周后,治疗组ODI评分均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治疗期间,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2.38%,治疗组无不良事件发生,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石氏逐痰通络汤联合石氏特色手法治疗LDH痰瘀阻络证安全有效,可明显缓解疼痛,改善腰部功能。

论先秦汉语“(唯)N是V”句之为简式系词句——用系词“是”新释“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古语及看圆解力

关于先秦时期广泛存在的NV具有宾动关系的“(唯)N是V”式句子(如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异于NV具有主谓关系的个别句子),对“是”字的三种现存解释皆说不通。《逸周书·度训》及孟子都把此式理解为“(唯)N是甲(之)所V”(尾辞是“所V”乃“所V者”的简言,是名词性结构的缩写,是语法名词),乃直接证据(有4个用句且孟子的解释具有范式地位又影响大,胜过一批普通语例),其“是”字乃系词。系词论使这类语句精简高雅。孟子、荀子把此式的“是”换作“为”且此“为”系词,乃间接证据。关系:唯命是听(或从)、唯命所听、唯命之从,统一于“唯命是甲(之)所听”,听指听从;极简式乃“唯命”:皆系词句,有的隐了是字;式异则语力异乃至重点亦异,不可替换。“唯”式的简明语义分只有(只VN)、只要(切切VN),唯命是听因语境异义。而且,系词论所遇一批看似反例者都可圆通破解。王力们的旧释据近似语形而粗训而误解。走出重重迷雾会大规模扩展系词是在先秦的存在数量,证明它是常用系词,这就否定了1898年《马氏文通》以来、以王力教科书为代表的怪诞观点(西洋语法学误解了高度精简的古文);先秦汉语(口语和文言文)的基础思维层次并非低于广用系词“是”的阶段,而是在超越之。“S”似为原始汉欧语(即大亚欧语系之共祖)的系词。

师酉鼎历日补说

师酉鼎铭文所载历日“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可知它是一件王年、月份、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目前,学术界以李学勤、张长寿、朱凤瀚及韩巍四位先生为代表,分别将之定为周孝王四年(前888)器及周共王四年器(前919)。文章在综合考辨上述二说的基础上,以“四分术”古天文历术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月相定点说,考定该器铭文所载历日当为周共王四年(前948)。另外,通过考察铜器历日及人物与铭文内容的系联,师酉簋和师酉盘分别应当是懿王元年(前928)、四年(前925)器。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说“帀”

清华简《病方》出现了一味应释为“柿瓜”的药,与“柿”对应的新见字形可视作“帀”字异体。此类形体就是“柿”的象形初文,其取象为柿树与柿果的性状。“帀”应是之部字,在卜辞与楚简中可读为“祠”“司”“思”等。由于“帀”可读“司”,西周金文中从“■”“帀”声的“師”字可理解为表示军队司长的专字。春秋以后受到南方地区之、脂合韵的影响,原来表示司长的“師”“帀”就与表示军队的“■”混同换用了。

论《史记》对钟嵘《诗品》写作体例的影响

钟嵘《诗品》作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写作体例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关于作家历史传承关系的梳理、对作家和作品关系的讨论、三品升降及作家合组等几个方面。当然,作者的借鉴或者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由于史料阙如,不能遽下结论。另外,对个别作家的品评很难成为共识,其同组安排也比较随意,远不及《史记》严谨。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