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王出镇:安史乱后杜甫平叛思想的文化意义——以《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为中心

安史乱后,剑南道内外交困,杜甫于广德元年十二月底撰《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在表中,杜甫为剑南道治政提出“宗王出镇”“合并两川”的主张。前者与房琯、刘秩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因格于玄、肃二宗中枢政局的权力争夺和代宗对地方势力、宗王势力的防范,而被弃用。后者则与广德二年正月代宗的诏令内容基本吻合,表现出杜甫对时局的深刻体察与谋断。与杜甫颇具故谊的高适、李白也曾于安史乱后各撰表疏,针对时局,提出救治主张,然皆各因其弊而失败。相较之下,颇可见出杜甫策议之切中时弊,并可突破《旧唐书》本传语辞的藩篱,见出更为丰富、多元、立体的杜甫形象。

邵荣世论治甲状腺功能亢进症阴虚内热型思路探讨

介绍邵荣世老师论治阴虚内热型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立法方药的经验。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由于特殊的原因 ,《西厢》研究者一向对它情况不明。它实际上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它不但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 ,而且在《西厢》流变史上 ,都值得关注。

目录学视域下胡应麟的“小说”认知与分类思想

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胡应麟因不满于《汉志》“小说家”类的内涵归纳,试图基于目录学的认识视域,从历代“小说”的衍变动态予以重新界定。这使得胡应麟在突出“小说”政教内涵的基础上,亦强调“小说”的文采、文辞、阅读趣味性等特征。其重新界定的“小说”内涵,既能够涵盖此前的传统,又能符合历代“小说”的衍变实际,从而寻求一种在历史传统与现实衍变之间的合理的新平衡。同时,《九流绪论下》对“小说家”类所作的六大细分,主要据以所言“小说”作品的内容、书籍特征而展开。这种归纳是“把小说当作文学归入子部”,更注重子部“小说家”类作品的文学性特性,从而为近世小说史研究者引进西方“小说”观念建构古代小说史,提供了一种可资操作的借鉴。

史密簋铭文与齐国的方伯地位

根据史密簋铭文所透现的史实 ,从师俗、史密的身份、国属入手 ,考证两人是兼地方与中央双重官职身份的西周重臣 ,他们只能来自于齐国 ,故而周王命他们率领以齐师为主力的诸侯国军队合击南夷。齐国是西周的重要方伯 ,拥有对东方的征伐大权 ,只要周王命令 ,就可以实行征伐 ,无需周王另派将领统帅自己的军队。当时周王朝衰微 。

邵雍易数哲学探微

本文将分五个部分以论邵雍之易数思想：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

金石翁芍散对仔猪大肠杆菌病治疗试验

为了评价金石翁芍散对仔猪大肠杆菌病的临床疗效,设立金石翁芍散高、中、低3个剂量组及药物对照组,通过混饲给药方式治疗仔猪大肠杆菌病,进行临床治疗效果比较。结果表明,金石翁芍散对仔猪大肠杆菌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高剂量组治愈率为91.6%,总有效率为94.4%;中剂量治愈率为88.9%,总有效率为94.4%;低剂量组治愈率为72.2%,总有效率为77.8%。高剂量组、中剂量组在降低死亡率、提高治愈率等方面均优于恩诺沙星可溶性粉(治愈率为72.2%,总有效率为77.8%)。低剂量组的治疗效果低于高、中剂量组;中、高剂量组死亡率、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均无显著性差异。

曲阳白石半跏思惟像题材、源流及流行原因

东魏北齐时期,半跏思惟像作为一种极富地域特色的造像样式,广泛出现在曲阳白石造像中。本文以"龙树"问题为探讨起点,结合其他论据对曲阳白石半跏思惟像的造像题材进行论证,认为其表现的应是悉达多太子。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太子思惟像的源流及其流行的原因,认为其流行和经由菩萨道成佛的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皇帝崇拜思想有关。

邵雍心学思想圭旨

邵雍是北宋时期"五子"之一,其创立的先天象数易学图式,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式相比较,具有更加精细的结构和内容,用数理推衍展示"道""理"思想,其思想体系自成体系、更为博大。邵雍提出的"天地之心""心为太极""太极心法"等内涵丰厚,意蕴深远,对宋明时期心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深远。

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别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史浩拜相模式的传承与其子史弥远的独相——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二

史弥远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史浩以藩邸旧臣际遇储君而拜相的政治模式。作为景献太子的藩邸臣属,史弥远凭藉东宫之助,在诛韩之变与排击政敌中获得胜利并得以起复拜相。及景献太子死后,史弥远察知有望出任储君的济王竑不利于己,便积极培养贵诚(理宗)以取而代之。理宗即位,史弥远又独相九年,且泽荫惠及子孙,从理宗的优礼、保全、重用等举动中可见。

李雯为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书考论

李雯为清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之事,在清代朝野流传甚广,但迄今未能考实。本文博采明清史料及其同人文集之记载,又从李雯《蓼斋集》《蓼斋后集》入手,考察其代言写作之训练与降清之心态。综合内证与外证,确证《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出自李雯之手。此文措辞简劲,理足神完,乃传世之名文。

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 ;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 ;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

有扈氏地望变迁考辨

有扈氏为虞夏时期一著名方国。关于其姓氏所属,有以为夏人的同姓,也有姒姓与嬴姓的调和说法,或以为是祝融的后代,综合考量有扈氏乃为少昊嬴姓氏。有扈氏的地望,前人有关中户县说和河南原阳说,从当时的地理形势判断,原阳说较为妥当。甘之战发生地,经过考证当在今嵩山与原阳之间的荥阳一带。战后有扈氏一迁伊洛,再迁关中。有扈氏的起源当在泰山之南,其早期迁徙路线为:一迁鲁北,再迁鲁西及原阳一带。

金元诗数题

金元诗细节研究中存在一些疑点、缺漏或纰误。比如，金国诗人师拓姓尹，耶律楚材西域诗为正确解释“垅种羊”提供了依据，杨载遭人误批，张雨的生卒年、周霆震的号、郯韶《绝句四首》的标题被人误改，张昱《辇下曲》中“首长”有误改。

论春秋时期的师保

在春秋时期,"师保"是"傅"和"师"的通称,从职位上分为傅、少傅,师、少师;从来源上分"君命"和"私属"两类。诸侯太子之外,庶子亦可有师保,但一般出身低微,甚至等同宾客。师保与所傅者,属君臣关系,命运休戚相关。诸公子争位带来杀戮,迫使师保开始反思旧有的君臣关系。管仲认为,师保当以社稷为重,不应为君主一人殉身。师保为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之奴仆。在礼崩乐坏之际,身为师保,当具刚正之气,谏诤违礼,又当谦柔礼让,以礼自防。叔向和晏婴为师保,大量引《诗》、赋《诗》,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元初诸王昔里吉的最终结局

诸王昔里吉是元初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的最终结局,《史集》中只描述他被流放到一个岛上,没有记载这座岛的位置和流放的具体时间.本文根据《高丽史》的相关记载,考证至元二十六年(1289)被流放到高丽人物岛的石列纥,应即昔里吉.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