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话基于生活审美的对话特征和话语力量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体系中,宋以来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大多来源于各类诗话著作。然而对于诗话的相关问题,例如它是否具有内在统一的形式和内容特征,它何以在宋代成了受到普遍认可和选取的言说方式,我们却不甚明了。本文从诗话范畴界定的困境出发,通过对《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西清诗话》《藏海诗话》等典型宋代诗话文本进行细读,在文本层面探索诗话的核心特征及现实针对性,同时结合时代语境对诗话广为流行的原因进行分析,揭示出诗话所具有的生活审美、交往对话的核心特质,以及诗话作为一种在生活的交往中实现更为广泛的观念沟通与感性共识的极佳方式所具有的特殊话语力量。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历史语境、情感聚焦、曲折笔法——高田淳《鲁迅诗话》评析

《鲁迅诗话》是日本学者高田淳对鲁迅旧体诗的鉴赏与评论。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鲁迅诗话》的翻译和归纳提炼,发现高田淳在继承中国诗话重视典故考证的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从文学的视角考察鲁迅的内心世界。其诗话写作体现出如下三大特征:回归历史语境、聚焦情感解读、剖析曲折笔法。对高田淳《鲁迅诗话》的翻译与解析,将为中国的诗话研究增添一个新的海外视角。

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日本诗话文献的写本学解读

日本诗话的文本形态主要有写本、刻本和整理本,而其文献学研究尤须注意写本因素。写本、刻本自不必说,即便是整理本的解读,也不能无视写本文字的影响。事实上,整理本中往往存在因不熟悉写本书写特点及其传播规律而造成的讹误。在此意义上,对日文诗话施以写本文献学之考察,则不仅有益于更为全面、准确地呈现诗话原貌和理解著者本意,更可为其精细整理、准确释录和精当翻译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艺术形态与文化现象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地理空间为线索,讲述了大唐法师西天取经沿途的所见所闻,其中体现了人物塑造、故事设计、语言使用的艺术性元素,十分吸睛。本文从艺术形态、文化现象、文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多方探究,探讨该文本表现出的神话传说、宗教文化、等级文化等现象,以期为现代学术交流提供参考借鉴。

对外传播视角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体流变研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用“诗话”二字作为书名,与“诗”“话”相关著作的文本体制有关,其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在标题、记事与语言风格上都展现出了独有的艺术文本魅力。同时,从文本传播视角下分析发现,其语言文本戏曲韵味明显、元代基础方言深厚、图文匹配的解说形式,给当时的变文发展带来了极大艺术突破。关于其文体流变特点和表现形式,历来学者从小说、故事、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多方探索,文章深入查找了相关文本资料,着重从对外传播视角分析该文本的文体流变现象,为揭示此类文学文本的历史性、时代性和艺术性提供多层次观点参考。

袁枚、曾燠交游考论——兼论《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过程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中言未曾与曾燠谋面,但考之二人的诗文集,两者多有交往,不但相互唱和赠答,且在诗中明确注明袁枚多次到过曾燠扬州的题襟馆,曾燠也曾去随园拜访袁枚,袁枚扶病相见,二人谈论诗学。现存曾燠所刻《邗上题襟集》中存有袁枚佚诗《题宾谷先生西溪渔隐图》一首。根据曾燠与袁枚交游的诗歌可以推定曾燠的生卒年,纠正包世臣《曾抚部别传》的错误。《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得随刻,用原版刻录,只补入,却不修改,于嘉庆二年后定稿,成《随园诗话补遗》十卷。《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刊刻时,袁枚未曾见到曾燠,故言“素未识面”。因袁枚有求于曾燠,有了一段名士与官员的密切交往,因为诗歌的媒介,带有了风雅的韵味。

中国古典诗论之力作——评《古典诗学的整合与重建:〈沧浪诗话〉与金元明诗学》

雷恩海教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著名学者,其《古典诗学的整合与重建:<沧浪诗话>与金元明诗学》一书是中国古典诗论方面的力作。该书以严羽《沧浪诗话》对金元明古典诗歌及诗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文艺思潮特点,探讨了后人对严羽诗学的继承和反思,及对自身诗学理论的构建和探索。首先,揭橥源流,探讨诗学本质。《沧浪诗话》是针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问题而提出的,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本质的探讨,对后世诗学理论影响很大。

聂景孺《樱花馆日本诗话》考论

聂景孺的《樱花馆日本诗话》是中国诗话史上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汉诗的专论。作者1914年留学日本时,收集了117名日本汉诗人的作品247首,74联,分别录入110则诗话,并加以品评。本文对该书的作者身世、全书构成、资料来源以及编撰特色做了全面考察,指出作者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一幅明治汉诗坛丰富多彩的画卷,但作品采纳较为随意,审美倾向较为保守,特别是对所收诗作擅自做了大量改动,却从未明言,这一点须加注意。

宋代方志在《宋诗话全编》补遗中的文献价值——以《会稽续志》为中心

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诗话最为全面的大型图书,其中不仅汇集了一些原已单独编纂成书的宋代诗话,还整理了宋代各种著述中零散的论诗记载。然而,由于该书搜集资料不全,导致许多宋代诗话被遗漏。特别是在宋代方志类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诗话史料,编者却普遍忽略了这一部分文献。如《张淏诗话》仅有三十条,系从张淏《云谷杂记》中辑录,而实际上,还可以从张淏《会稽续志》中辑录诗话九十余条,是原书的三倍,如此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张淏诗话》的全貌。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古典新释、东西并观:论幸田露伴《诗话》中的诗学思想

幸田露伴的《诗话》为其中国随笔三部曲之一,全书以中国古代诗人、诗文为核心主题。本文经过深入的文本剖析与实证考察发现,《诗话》不仅展现了幸田露伴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深入挖掘与再现,更反映出他对当时日本诗歌创作及鉴赏能力式微的惋惜之情。同时,书中还流露出他期望借助辉煌的中国文化,推动日本传统文化复兴的愿景。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对于解析幸田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表征具有关键性作用,也有助于探讨诗话这一传统文学范式在日本的演变历程,还原汉文脉在日本近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轨迹,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

宋代诗话地理叙事的文化符号建构

与时间横轴相对,地理纵轴是宋人编织空间美学、建构文化符号、寄托人文理想,进而塑造宋代文明特质的基本载体。宋代诗话地理叙事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这种主流观念的诗学再现。与经史地理记载相比,宋代诗话的叙事重心不在描述地理的自然属性,而在美学赋能,分别从名胜、风物、文学三重维度揭示出地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话语价值。这些叙述呈现的复调意味,不仅映证了诗话是按传播逻辑成篇的文体特性,而且有助于推动对人文地理的多层次理解,拓展受众的美学认知,并为文学叙事提供跨界样本及话语助力。

宋诗话的“诗史”观及其与宋诗创作的关系——宋诗话的杜诗接受

宋诗话的“诗史”观在杜诗解读中表现得很充分,包括如实纪录、表现艺术真实、蕴含褒贬以及善于叙事等内涵,但是对“诗史”概念的探讨不是宋诗话对杜诗接受的重点。宋诗话对杜诗内容的解读,主要采用“以诗为史”或者“诗史互证”的方法,关注重心在于杜诗内容的真实性,即诗歌的纪实性,极少阐述杜诗“诗”的特性。诗话所论杜诗“史”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不限于时事或重大事件,而是向平凡人生、生活日常扩展。诗话这种解读与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编撰的学术风气有关,也对宋诗的叙事性以及日常生活化有影响。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辽诗话价值探微

辽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辽代文学,尤其是辽诗话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由于史料散佚太多,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著作中,它的作品以及关于它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依据现存辽诗话著作和散章,按照其产生发展顺序对辽诗话的基本内容和构成进行了系统的说明,初步探讨了辽诗话的特点,梳理和分析了辽诗话在政治、文化、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以期为辽代文学和辽诗话的研究打下基础。

杨慎对王维诗歌的选录与评析--以《升庵诗话》《丹铅总录》等为中心

作为明代中期的著名诗词评点家,杨慎对王维的研究可谓用功颇深。《绝句衍义》等唐绝系列选本所承载的选诗、序文等内容凸显出杨慎的独特的诗学观念,即重视绝句的音乐属性和体制要求,追求风雅格调,而这种观念与杨慎对王维绝句高手地位的话语建构实相呼应。《升庵诗话》《丹铅总录》两部著作共同呈现了作者对王维诗歌的多角度观照:在诗歌风格论中,重视王维浑融含蓄的审美倾向;在艺术手法论中,推崇王维精妙的字法与句法;在诗歌流变论中,辨析王诗的渊源与影响,还由此引发对宋诗价值的重新审察。通过“以经史考据之法治诗”,杨慎力图在重视原典、文字校勘、词句笺释三个层面把握王维等人的诗歌本貌。

宋代诗话花木叙事的知识传播与美学想象

在传统文化话语中,花木是文人创作与美学传播的日常媒介,承担塑造文艺作品特性及社会文化精神的双重作用。宋代诗话花木叙事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这种主流观念的诗学再现,并汇集为博物、美学、隐喻三类主体话语。与既有文学传统的植物书写相比,宋代诗话花木叙事在博物话语中注入时代风尚,在美学话语中探求诗歌创新,在隐喻话语中阐发道德理性。这些叙述不仅映证了诗话是按传播逻辑成篇的文体特性,而且强化了知识精英圈的身份认同,拓展了受众的花木认知,并为诗学理论提供了典型样本及话语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