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从《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看钱谦益笔下晚明诗人的群体呈现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是《列朝诗集小传》中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的一部分。钱谦益以地域、社集为主要线索,在《丁集下》小传中依次勾勒出吴中、金陵诗社和闽派三大诗人集群,并兼顾其他小规模群体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向读者展现出全方位式的晚明诗坛立体图景。在诗人集群递次展开的文本形态基础上,结合对选录诗人收诗数量的考察和分析,钱谦益在晚明诗坛图景的架构与描摹中更潜藏着如推尊吴中诗学、消解拆分闽派等一系列梳理发展脉络、重塑明诗谱系的诗史建构企图及诗学批评表达。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从《伯夷列传》到《司马穰苴列传》看《史记》列传文体前期的发展

《史记》列传文体形态丰富多变,一直受到历代《史记》评点家、研究者的关注而尚未开展深入的研究。《史记》列传的前四篇(《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实际上包含着《史记》列传在文体上早期的形态变化,这种变化呈现出引用和评论手段的缩减,以及叙事成分的不断加重的趋势,也即意味着《史记》列传文体由传统经传转向为新型史传的重要转变。

朱熹《诗集传》与吴棫《诗补音》音叶考异

朱熹《诗集传》与吴棫《诗补音》音叶差异颇大。从语音根据与韵段韵谐状况、古韵、审音几方面对47例韵异音叶考察后发现,朱熹重协韵,轻考古,对《诗补音》的改订有得有失,要具体分析。朱熹、吴棫注音叶是一种程度不同的审音自觉行为。

从苏辙对《毛诗序》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

苏辙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 ,《诗集传》是其研读《诗经》的重要学术著作 ,此书阐述了他独特的《诗经》学思想和治学态度 ,其中最重要的特点 ,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 ,对于《诗序》的作者及其尊废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并主张废序言诗 ,这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探讨了苏辙在《诗集传》中对于《毛诗序》的辩驳 ,以正视苏辙在《诗经》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台湾辑本《仙传拾遗》误校举正

《仙传拾遗》是唐末五代杜光庭撰写的一部拾遗补阙的总集性仙道小说,目前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整理本是台湾学者严一萍辑录的五卷本。通过广泛搜集中古文献相关语例,主要使用他校的方法,对该书的9条校勘失误提出修正意见。

《诗经》郑笺、朱注中的“重言”辨析

郑玄、朱熹解释经义常借修辞观点加以分析",重言"修辞也是其常用的方法。通过对《毛诗注疏》《诗集传》中"重言"的研究,可以看出"重言"除了指叠字外,还指双音节词重叠及句子的重复等。

《史记》采《左传》材料特点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与比较分析法,将《史记》与《左传》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史记》在采用《左传》的材料时,显现出以下特点:表现出司马迁独特的思想《史记》立场;兼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处理;显现出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观;语言更加通俗化。

从《左传》《史记》异文比较看周礼的衰落

《史记》有不少关于春秋的历史材料来自《左传》。对比两书的异文,会发现《史记》对《左传》中有关周礼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改。由此可以推见,西汉时期的人已经对周礼有了疏离感。这是社会变迁和士人嬗变所带来的结果。

论《春秋左传正义》对《史记》的引证

《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多次引用《史记》作解,且总带着怀疑的眼光考察《史记》记史的真实性,对《史记》的引用呈现出四种情况,其中批判《史记》的错谬性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对《史记》的批判既有其合理性价值,又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无论是肯定《史记》所记,还是批判《史记》之说,抑或是对《史记》之辨保持中立态度,都体现了《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的尊"史"观念,求"史"之真的态度和坚持杜注的原则的融合。

《左传》对季平子的态度——兼论左氏的尊“礼”观

司马迁《史记》关于季平子的记载具有"尊君抑臣"的倾向。《左传》记载季平子的事迹,既体现了左氏对季平子的维护,又表现了他对平子失德、失礼行为的批判,呈现出一种客观的态度。左氏理性的评价与礼坏乐崩的时代背景及他对"礼"的推崇不可分割。

《毛诗》晚出四证

《毛诗》晚出,这已是诗经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毛诗序》、《毛传》晚出于何时?晚出的原因何在?证据是否确凿?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毛诗序》、《毛传》与《礼记》、《史记》与三家诗的关系,对《毛诗》学派的发展流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酉阳杂俎》所记玄奘与《西域记》诸事

玄奘的事迹在唐代广泛传播,《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唐代知识分子了解西域的必读书。对此,段成式在笔记《酉阳杂俎》有较多记载。本文对《酉阳杂俎》一书中有关记载做了逐条校对、考证和分析,纠正了其中一些由传抄导致的错误,指出了点校本的若干不足,以期对后人再校此书有所帮助。

《诗经》称代词训解差异对诗意的影响

汉、宋两代学者对《周南·卷耳》《邶风·雄雉》《郑风·女曰鸡鸣》和《齐风·鸡鸣》等诗中"我""君子"和"子"三个称代词的注解存在差异。之所以形成差异,一是与指代词词性有关。二是注释者受到了《左传》引《诗》的影响,另外还与注释者自身的儒家立场有关。

从先秦“事语”文献看纪传体的生成

先秦“语”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次生态文体,从篇章“语”体来看,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从专书“语”体来看,又有国别体与语录体。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需引起注意:一是“事语”体的出现,二是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的生成,三是“语”体文献与编年体的结合,这些因素为纪传体的创制先行奠基。具体言之,《史记》本纪、世家效法《左传》《国语》,列传取法《国语》,而书则取法《尚书》;此后《汉书》本纪则主要取法《春秋》,同时也融入《尚书》之因素。这表明,《尚书》《国语》《左传》乃至《春秋》与司马迁创制纪传体有着重要关联。另一方面,“事语”是《尚书》《国语》《左传》生成的核心文献,而《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书诸体也蕴含丰富的“事语”文献,因此,“事语”文献成为纪传体生成的重要环节。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原因浅析

东汉之后,《诗序》成为对诗义最为权威的论述,然自北宋欧阳修以来,学者不满汉唐旧注,对《小序》、毛《传》、郑《笺》都提出了怀疑,其中对《诗序》批驳尤为激烈。朱熹的《诗集传》就是在这个疑经改经、存序反序斗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以《二南》、《郑风》的作品为例,探讨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