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温州市舶务设置时间考辨

宋代温州市舶务设置时间众说纷纭,近一个世纪以来迄未定谳。据有关史料考定,其设置时间应在建炎二年至四年之间。

《东莞县重修文庙儒学记》之“舶可刘公”正讹——兼论明代广东东莞地区的市舶管理运作

民国《东莞县志》所录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莞县重修文庙儒学记》中的“舶可刘公”实为“舶司刘公”之讹。万历年间,陕西高陵人刘复初任广东市舶提举大约有十年之久,在明代广东海外贸易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有明一代东莞地区的市舶管理运作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明前期广东市舶司主管东莞等地市舶时期,在史料中未见到有东莞地方官员直接参与相关事务的记载;正德初到万历前期海道副使主导、东莞等地方官员参与市舶管理时期,除东莞地方官外,前任番禺县令也参与了整顿东莞抽分之事;万历后期至明末海道副使兼督、市舶提举专理、东莞县官员协助管理时期,东莞县还要从地方赋税中划拨出广东市舶提举司官员、提举员下官员和吏目的马丁编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后期东莞地区市舶管理与具体运作的复杂情状。

明代泉州市舶司设置沿革与职能变迁考述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及其相关制度不断完善,保障了泉州地区海外贸易的正常开展。但明代盛行海禁,泉州虽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可限定只通琉球。同时出于现实需要,泉州市舶司由起初管理市舶贸易的独立经济机构转变成笼络海外诸国的政治手段。成化八年,随着市舶司衙门迁至福州,历时近400年的泉州市舶司时代宣告结束。探讨明代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沿革、职能变化等情形,对深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史,以及促进现代海关工作改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宋代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之海外贸易

受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熙丰之前宋朝仅为掌控海外贸易资源以补充财用,粗放管理海外贸易,允许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实行直航贸易。熙丰之时,宋朝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海外贸易资源,强化市舶司职能,将发舶和住舶港口限定在三个设立市舶司的港口集中管理,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只能进行转口贸易。熙丰之后,朝廷采取务实态度经营海外贸易,但是只允许位于南海贸易中转站的海南岛享有住舶权可进行直航贸易以补贴地方财政,其余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依然只能实行转口贸易。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和人力成本,未立市舶机构港口海外贸易由地方政府兼管,仅保留稽查、征税、经营、救护四个基本职能以维持海外贸易的基本运行。未立市舶机构港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逐步边缘化,但不失为市舶贸易的延伸和补充。

宋代两浙地区的市舶司行政

9世纪以后,海上贸易的兴盛使中国政府重新面临沿海地区地方行政(暂称沿海行政)的问题,即市舶使、市舶司及沿海巡检、沿海制置使的设置。自宋代以来,作为沿海行政一环的市舶司是在沿海地区率先施行的,随着市舶司收取的贸易利润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市舶司行政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课题。聚焦于三种与两浙市舶司行政有关的文书,可以厘清宋代沿海行政的特征及其在政治上逐步重要化的变迁历程,以期重新审视两浙市舶司的历史地位。

福建泉州市“市舶司”遗址2019~2020年发掘简报

2019~2020年,对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遗迹,出土了脊兽、花卉纹瓦当、文字砖等建筑构件和青瓷、白瓷等陶瓷器。明确了此处有大型较高等级官式建筑群的存在,文字砖的发现确认了该建筑群应为泉州"市舶司"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