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ization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Housing Bubbl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continuous rising house price causes many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nd draws a lot of attentions from academia, business world and government. Many researchers shed light on this problem from different angles, but till today, it hasn’t been fully resolved.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examine the real estate bubble from a virtual economic perspective. We think that the virtual feature of real estate alters its economic role from a purely living and working place to a financing instrument. We use the newest monthly data of China real estate market from 2006 to 2018 and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using bubble and real estate industry virtualization. We identif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house price index and the purchase price of land i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virtual feature of real estate has deepen the bubble problem in the industry and its virtualization degree appears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rtual feature of land and its price proportion to real estate investment.

资本脱实向虚矫正新思路:基于市场结构的非对称性

资本“脱实向虚”严重制约着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资本配置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脱实向虚”现象的成因机制展开分析,探讨治理资本“脱实向虚”的新思路。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推导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垄断加价率计算公式,并对比分析1998—2020年中国、美国、德国多部门最优垄断加价率与实际加价率间的量化关系。研究发现:(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资本“脱实向虚”的起点;(2)中国、美国、德国实体经济产品的实际利润率普遍低于最优利润率,并且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实际利润率低于其他国家;(3)美国和德国虚拟经济实际利润率的增长并未导致其实体经济实际利润率的相对(相对于最优利润率)下降,虚拟经济的发展并未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而中国存在生产性资本逃逸至虚拟经济现象。因此,应深化改革当前金融体系,调整市场结构非对称性,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日益明显。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检验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呈“倒U”型非线性影响;成本机制、资本配置机制和创新补偿机制是其重要路径;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不同所有权及不同规模的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存在异质性影响。据此,提出强化“主动+被动”双向监管、充分考虑企业资本配置结构、针对性给予政策支持等建议。研究结论为深化平台经济金融化发展、加快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提供有益启示。

企业“脱实向虚”:未雨绸缪还是投机逐利——基于宏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究竟是预防性储蓄还是投机逐利,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基于宏观视角,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变化对中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在经济下行、货币政策紧缩以及资本市场萎靡时期,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总量占比下降,且金融资产内部配置也受到影响,即稳健型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上升,而风险型金融资产占比下降;分行业和地区看,这一抑制现象在东部地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弱融资约束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对宏观经济变化更为敏感,这表明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主要动机是预防性储蓄,而非投机逐利。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否推动企业价值增长?——基于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门限回归分析

利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模型,将制造业企业资产配置决策引入企业价值产生及波动机制,剖析了资本积累中产业资本与金融投资的动态配置决策及其与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关系,并基于2003-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理论分析论证了在资本配置中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规模与其价值增长整体呈现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资本积累初始分配时适度增加金融投资对企业价值增长具有正效应,且强度呈现由弱到强的变化趋势。采用动态指标刻画企业扩大金融活动的行为并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动态金融资产配置存在双门限效应,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存在适度区间,其动态调整与期初资本配置及产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关性有关。在缓慢增长阶段金融投资增长率较低时企业扩大金融投资可促进企业价值增长,在再分配时可反哺产业资本;当金融投资增长率超过拐点时,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将对企业价值产生负效应;而当金融投资增长率超过第二个门限值时,金融投资将对企业价值增长再次产生促进效应。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投资结构视角

数字金融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从企业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确实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抑制企业金融投资,促进主业投资和创新投资,优化企业的投资结构,进而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微观证据,也为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引导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

大数据政策治理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对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金融化具有较为突出的治理作用;能够有效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发展质效以及平滑企业风险,从而能够有效治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较强金融监管支撑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

再论房价分化之谜--收入不确定性的视角

近十年来,我国房价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然而人口流动、土地供给等传统供需因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房价分化的现象。本文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解释房价区域间分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投资者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着重刻画了收入不确定性对不同地区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加速了人口流入地区房价的上升,但也挤出了更多的消费与实体经济。机制分析显示:由于金融不完备性的存在,人们持有的住房资产往往具有“流动性溢价”,住房需求对于预期收益的变化比对当前价格的变化更为敏感。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人们会预防性地增持住房资产,提高住房资产的预期收益;同时,人口从低线城市向高线城市的集聚也势必会通过传统供需机制增加人们对于优质房产的投资需求。由此,预防性储蓄机制放大了传统供需机制,两者的联合作用大于两者独立作用的联合,扩大了高线城市与低线城市的房价(增速)差距。最后,本文进行了政策分析,分别考察了在“缓解供需矛盾”和“稳定市场预期”两个核心维度上,保障性住房供给、拓宽投资渠道及“房住不炒”预期指引等政策的实行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政策均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联合效应所带来的房价分化现象,同时也能抑制内需下降及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

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是否有助于遏制制造企业“脱实向虚”?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中国政府深入推进企业减税降费的重大举措,是一项资本偏向型减税政策,兼具鼓励实业投资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功能。文章借助2014年和2015年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考察资本偏向型的税收激励政策与制造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抑制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金融化水平。激励机制检验发现,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现金流效应”和“实业投资效应”,削弱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资替代逐利性动机,进而遏制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的金融化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制造企业“脱实向虚”遏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资本要素密集度高以及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将为国家制定和实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防范重大金融化风险的税收激励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投资“脱实向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激励效应”和“约束效应”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本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总量和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总量有抑制作用,对企业金融投资有刺激作用,说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是引起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考虑到企业生命周期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成长期企业投资总量下降最多,其次为成熟期企业,最后为衰退期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衰退期企业金融投资上升最多,其次为成长期企业,最后为成熟期企业。

税收优惠与企业脱虚向实——来自委托贷款的证据

基于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据,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影子银行的视角考察了税收优惠对企业脱虚向实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企业的委托贷款活动显著减少。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主要发挥了相对成本效应和相对收益效应,即通过促进实体投资、改善经营效益,抑制企业委托贷款活动,且该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投资类而非经营支持类委托贷款上。这表明,税收优惠促进了企业在资产配置层面和委托贷款属性层面脱虚向实。此外,税收优惠对委托贷款的抑制作用对成熟期、低成长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拓宽了税收优惠和委托贷款的研究边界,为科学认知委托贷款运作机制和强化影子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职能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兼论企业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

数字化转型作为新一代产业革命的代表,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过度金融化会对企业主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其发展持续性不足。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OLS模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从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显著加剧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两条渠道,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加剧企业金融化的效应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加强对金融投资的审批、评估和监管,建立健全投融资激励约束机制,协调推进各地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

节能减碳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1年上市实体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节能减碳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节能减碳政策显著降低了政策试点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变量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机制检验显示,节能减碳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管理者短视来抑制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减碳政策的脱虚向实效应存在异质性,在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竞争度高行业以及经济政策较稳定时更为显著。拓展分析表明,节能减碳政策改变了企业投资偏向,促进脱虚向实。基于此,政府应不断优化环境规制体系建设,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Impact of Hollowing-out of Industry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hanghai

Shanghai,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developed city in China,has experienced 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cent ten years.It has entered into a post-industrial era,in whic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quickly leaving.The proportion of real economy based on manufacturing is decreasing continuously,whereas the proportion of virtual economy based on service and financial industry is increasing.This is a typical phenomenon of hollowing-out of industry.If this trend cannot be controlled,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virtual economy may make Shanghai more fragile when facing economic crisis on a large sca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pecific performance factors of hollowing-out of industry on Shanghai’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 on how to achieve higher economic growth.This paper selects monthly time series data from January 2003 to February 2017 in Shanghai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actors of hollowing-out of industry and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by OLS.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rchasing power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ers and gross import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economic growth,while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 and the cost of land and human resource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脱实”“向虚”两个角度,探讨减税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缓解企业“脱实向虚”,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管理层持股和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企、低政府补助水平的企业中,减税激励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减税激励对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趋势缓解更明显,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调整税收方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地方政府投资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依据中国A股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投资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扩大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地方政府投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提高约0.87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投资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企业实际税负和扩大企业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收益率缺口三个机制提升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研究结论对科学评估地方政府投资效率和治理经济“脱实向虚”具有现实意义。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国有股权能促进民营企业“脱虚向实”吗?

基于“反向混改”的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机制,形成以下结论:国有股权能促进民营企业“脱虚向实”;机制检验表明,治理效应即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与提高分析师关注度是国有股权促进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路径,而非资源效应,表明国有股权主要通过弱化参股企业逐利动机实现“脱虚向实”;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低及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国有股权的积极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引导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发展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