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翻译研究——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在构建和传达文学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来源于作者认知世界中的意义载体或心理映射,与英文格式塔意象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再造译文格式塔意象是译者无法推卸的责任。施友忠分别采用等效移用、变异增益、融通新创的翻译策略建构译文格式塔意象,而支撑这些翻译策略的是译者认知、读者认知和混合认知三种翻译路径。三种翻译路径作为文论逻辑建构的网络节点,充当了认知开关的按钮,激发了读者关于意象的语义联想,疏通了读者关于文论思想的解读通道,拓展了译文可理解和接受的空间,也为《文心雕龙》在异域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我”“他”之间:从“写真”意象看不同世代台湾作家的写作——以《玉兰花》《风前尘埃》《被写体の幸福》为例

作为日据时期殖民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写真”这一意象在中国台湾作家的笔下经常具有或鲜明或隐微的重层内涵,为“写真”这一现代技艺赋予了超越视觉感官与艺术审美的意义增殖,尤其是拍摄双方透过照相机所构成的“我”/“他”之间的联系与分界,更隐喻着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复杂纷乱的历史关联。本文即以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作家吕赫若的《玉兰花》、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中国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风前尘埃》和80后在日中国台湾人作家温又柔的《被写体の幸福》这三部出自不同世代中国台湾作家之手的作品为中心,分析其中的“写真”意象及其寓意。

“阅读”梁启超:少年胡适文学观的初步养成

循着胡适日记、书信、少时创作及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梁启超著述及文章在少年胡适文学观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适秉承“实用文学观”,把文学创作视为“新民”工具,从社会教化角度进行价值评判,渴望效仿梁启超借言论影响世道人心;为使文章达到开启民智的效果,胡适则学梁启超让读者跟其思想走,在创作中积极贯彻“读者本位意识”,使文章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应;依托当时形成的特定集体阅读机制,梁启超的文章及思想也促成了胡适“少年气质”的养成,帮助少年胡适开启新的学术眼界。

韦政通学思历程中胡适形象的变迁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开一代风气的著名学者,影响的学人不计其数,当代思想史家韦政通即是其中之一。时代的客观际遇和自身的思想探求使韦政通一生的学思历程几经波折,他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亦相应地发生了多次变化,胡适在其心目中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1954年拜入牟门后,韦政通开启了深受牟宗三影响的“信仰之旅”,一直持续到1960年。在这一时期,作为儒家信徒的韦政通对胡适多有偏见,视其为“学阀”、传统的“罪人”。1962年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韦政通的思想发生剧变,并最终脱离师门,走上了批判儒家思想、致力思想探险之路。他开始重新看待胡适,胡适在其心目中变成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一个批判传统不够深入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过渡时代的悲情人物。1970年代,韦政通经过“现代化运动”的洗礼后,走出了思想转型的激越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儒家思想。他对胡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高度评价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同时也客观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胡适在他心目中变成一个有多重面向的立体而复杂的历史人物。韦政通心目中胡适形象的变迁既体现了其自身思想的演进,也反映了台湾地区时空背景的流转,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与社会信息。

南加州大学Dr.J.Shih实验室简介

Dr.J.Shih生物科学实验室位于南加大/洛杉矶医学中心。该室近年在药理学、生物化学研究领域有重大进展,引起美国报纸和同行的关注。现将该室的研究情况简介如下:1.5-羟色胺(5-HT)受体结合实验及5-HT_(1A)受体的提纯。受体结合实验及受体的提纯在寻找新药、了解某些疾病以及药理学受体理论上均有重大意义。该室已从牛脑中采用亲和胶分离出5-HT_(1A)受体蛋白,目前正对该蛋白作进一步的氨基酸序列分析和鉴定。5-HT_(1A)

保护植物太行菊属在中国的潜在适生区预测

为分析太行菊属(Opisthopappus)植物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及影响因素,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和ArcGIS软件预测太行菊属植物在中国的潜在适宜分布区。结果显示,太行菊属植物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及山西三省交界处,适生区分布范围为31.5°—40.5°N、112.5°—120.3°E,适生区总面积为21.86万km2,运用刀切法(Jackknife)计算各环境变量对太行菊属植物分布的影响,最冷季度平均温度、年降水量、昼夜温差与年温差比值、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最冷月分最低温度和最干季节平均温度6个环境变量是影响太行菊属植物分布的主要因素。MaxEnt模型AUC值为0.994,表明模型预测结果极好。未来气候情景变化下,太行菊属植物的潜在适生区面积将逐渐减少,建议相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评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对礼乐文化的误读

为众多学者所声讨的抒情传统说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忽视,可追溯至陈世骧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书中,陈世骧力图借助西方浪漫主义理论,从中国文学史中抽绎出一条旨在抒情的历史脉络,以颠覆既有的儒家礼乐政教,建立可作为文学批评标准的本土文学理论。为重新书写以抒情为底色的文学传统,他不得不对含融博大的礼乐文化加以误读。但礼教、乐教与抒情言志间并非非黑即白的关系,而是彼此交缠的两条脉络。陈氏引为抒情传统基石的《诗经》等文学著述,皆是在其力图颠覆的儒家政教文化影响下创作的。陈世骧在书中未对抒情传统与礼乐教化的关系进行详细辨析,这就注定了他通过构建抒情脉络颠覆礼乐教化传统的尝试很难实现。抒情传统说若要摆脱脱离传统、趋于僵化的风险,对礼乐的再定义势在必行。

The analysis of Chin-Shih in Artisan Membership from Jiangnan region during The JiaJing Period

A considerable specific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enrollment rate of Chin Shih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study of Chin Shih in Artisans Membership was very few. The article focus on this problem in the basic of The Title of Monuments and Record of Chin-Shih.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is in JiaJing period. The thesis will analysi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Chin Shih and especially of the South Yangtze River Region. The results shows a link between the enrollment rate and the educational standard.

太行菊的性状及显微鉴别研究

目的研究太行菊的性状和显微特征,为其原植物鉴别和药材质量标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性状及显微鉴定方法对太行菊根、茎、叶柄的横切面及粉末的显微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太行菊的茎细圆柱状,弧状弯曲;叶二回羽状全裂,末回裂片狭窄;头状花序总苞浅盘状,具舌状花和管状花,冠毛芒片状且全部集中在瘦果背面顶端。根、茎及叶柄横切面可见油管,非腺毛呈T型,可见鞋底状腺鳞;花粉粒近球形,外壁表面具刺状突起,具3孔沟。结论获得了太行菊的性状及显微特征,可为其物种鉴别和药材质量标准制订提供依据。

红花除虫菊和甘野菊的花粉采集与贮藏

花粉贮藏可有效解决远缘杂交亲本的花期不遇障碍,但是不同植物花粉合适的采集时机和适宜的贮藏技术差异较大。通过不同处理条件的花粉萌发率的检测,确定红花除虫菊[Pyrethrum coccineum(Willd.)Worosch.]和甘野菊[Dendranthema lavandulifolium var.seticuspe(Maxim.)Shih]的花粉最适合在其花粉期的第三天至第五天,于晴天10:00—13:00采集;花粉经干燥后,短期可贮于硫酸纸袋4℃冷藏,长期需置于-20℃、离心管内密封保存,90 d后仍能满足授粉的需要,该结果为远缘杂交奠定了基础。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文心雕龙》英译的社会学考察——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探讨实践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解释作为社会实践的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活动。施友忠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其在翻译场域找到了恰当的定位;其翻译能力使其得体地处理各种翻译问题;其故国情怀使其恪守翻译伦理,主要采用异化翻译忠实传达原著思想;其文化资本使其英译本广为接受,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关注和讨论,提高了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场域、惯习与资本的联合互动可以创造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陈世骧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抒情诗”辨

作为“中国抒情传统”论的肇始者和奠基者,陈世骧最大的学术兴趣是文学批评。从早期的新诗批评到后期的古典诗批评,陈世骧保持了对“形式批评”的偏爱,精心于具体的批评实践。其“中国抒情传统”论断的提出与其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密切相关。在“有机形式”观的指导下,陈世骧以大量的批评实践发掘中国抒情诗在“言词乐章”和“自抒胸臆”两方面的特质,表达他对于诗歌“抒情性”的独特理解,搭建其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框架。陈世骧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抒情诗”,本质上是一个以西方理论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特殊性的再发现。从文学批评角度考察陈世骧对于“抒情诗”及“抒情传统”的理解,是还原其学术原点、追踪其理论生成的有效方式。

英诗汉译中的颠覆与固守:以胡适和吴宓的译诗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首译得并不成功的译诗成功地掀起了“诗须废律”的“诗体大解放”,颠覆了中国传统诗学,新诗得以攻破旧文学的堡垒,自由体新诗滥觞于此,其影响至今。吴宓力推“昌明国粹,融入新知”,坚持用文言古体译诗,竭力固守传统诗学,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虽没有得到完全的巩固,但于今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外国诗歌翻译中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颠覆与固守在其二人的诗歌翻译理念与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胡适与台湾四题

胡适与台湾地区的渊源极深。他幼年时随母亲赴台与为官的父亲团聚,从此与台湾地区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以后两岸分隔,胡适一度对台湾地区当局心存幻想,希望把美国政制推行到台湾地区,因与蒋介石理念不合而遭到挫败。另一方面,胡适不遗余力推动台湾地区地区的科学研究,成为战后台湾地区科学研究的奠基人。在两岸关系上,胡适坚决反对“台独”,始终认为台湾地区只是中国的一个省,相信国家终归会统一。胡适辞世后,长眠于台湾地区。无论是台湾地区对胡适的意义,还是胡适对台湾地区的意义,均极特殊而显著。

胡适与民国时期的中华文化外译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翻译家,在介绍、引进西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同样有先开风气之功。遗憾的是,他在文化外译方面的努力往往被介绍西学方面的光芒所掩盖。本文借助胡适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梳理他与民国时期中华文化外译活动之关系,揭示其文化外译活动的意义,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启示。

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论广府粤剧与华语小说的文体交融与变易——以《香港三部曲》为例

广府粤剧与华语小说文体交融在地域文学寻根、传统戏曲创造性转化、小说文体扩张等方面意义深远。从史料与实证的角度看,华语小说《香港三部曲》的广府粤剧书写虚实边界模糊,粤剧从现实具象走向文学意象,与粤剧史料的描述产生了抵牾,进而在小说中产生不稳定的叙述,出现文体变易的倾向。本文以“优天影”、“神功戏”、“姜侠魂”三个粤剧符号为观察点,审视广府粤剧在华语小说中的虚实变易。广府粤剧与小说《香港三部曲》互文书写的意义体现在文化交融与文体渗透两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粤剧作为地方性知识在香港地区的传播意义重大,其以华人地方文化对主流殖民文化与文化全球化进行了双重抵抗;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广府粤剧资源进入小说书写一方面参与了文本、文体的有效建设,另一面也存在着跨文体交融以及戏曲传承传播方面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