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异文论析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共71处,其中,百科名词部分占比高达88.7%,征引最多的是《释天》。可见,对自然名物,尤其是对天文的大量训解,是《史记索隐》的一个主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引文与今《尔雅》传本文字不同者占50%,具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异文、衍文、脱文、逸文,在版本校勘、辑佚研究、异文考释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史记索隐》在征引《小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等文献时,存在着误题为《尔雅》的现象,也存在着综合多处文字而合成一处、引文错误等情况。

《史记》谓词后“甚”的语法功能

关于上古汉语谓词后面的“甚”,有两种分析意见:一是认为作补语;二是认为作谓语。以《史记》为重点语料,对其中谓词后“甚”的用法进行穷尽性统计,并从句法和韵律两个角度予以论证。结果显示,至少到上古晚期,谓词后面的“甚”都应分析为形容词作谓语。后世文献中有时也会出现类似结构,将其看作是共时层面中的历时沉积较为合适。

《史记》“常从”等句法结构辨析及相关词汇问题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存在“常从”“常奉车”一类组合,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两个固定名词以表达某种职位。从语法结构上看,“常从”等仍是任意的句法组合,并未凝固成词。至魏晋时期的中古汉语中,“常从”逐渐词汇化,才开始出现表示固定职位的用法。同时,文句中还出现了“复常”结构,这是《史记》新兴的组合方式,口语性较强。它频见于中古的汉译佛典中,经过“又复常”“亦复常”等过渡形式,最终在近现代汉语中演变为“又常”“亦常”的写法。

唐五代佛典音义引《史记》述

唐五代佛典音义征引《史记》凡217例,其征引形式有三:(1)单引正文;(2)单引注文;(3)正文+注文。其征引目的是释义和辨字,而以释义为主。梳理这些材料对五家音义引书研究和《史记》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史记》感生神话矛盾性论析

《史记》中的感生神话因时代要求与延续传统的冲突、史学精神与神话思维的冲突、今文尚义与古文尚实的经学冲突、天命思想与道德观念的冲突等,而展现出强烈的矛盾色彩,立体地突显了司马迁神话思想的内在矛盾。司马迁在以理性的精神梳理神话的同时,又以天命之说解释着时势的变迁。在《史记》书写体系中"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的双向演化过程被清晰地展现出来,神话在汉代的流变得到了生动演示。

《史记》副词“最”特殊句法位置试析

本文以《史记》副词“最”为研究对象,对其位于谓语动词前的特殊句法位置进行了分析。发现该用法的“最”正处于实词虚化的中间环节。

从《史记》看同义词“孰”“谁”在上古的发展演变

本文对同义词“孰”“谁”从先秦到《史记》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研究，描写了这组同义词在使用频率、指称义、语法义、功能组合、固定组合、构词能力六个方面的变化情况，证明了上古同义词不尽处于一个平面的观点。

《史记》民族书写与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左传》、《史记》判断句比较研究

对《左传》、《史记》判断句作了穷尽考察:从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等三方面对二书判断句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从中管窥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化。

《史记》校点发正

本文针对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中存在的校点问题,参照《史记》的其它传本,结合有关资料,撰成札记20则,进行讨论辨正。

《三国史记》地名反映的上古知组和章组问题

《三国史记》记载了大量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古地名和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景德王新改的地名。在其中的一些地名里,知、章两组声母都可以跟影组和见组声母相对应,这表明与喉舌音发生关系的知、章组声母在上古时期是*Kl-或*Kr-的形式。

论《史记》中的“于”和“於”

"于"和"於"是古汉语中用的较为普遍的两个虚词。"於"比"于"后起,但在语言的不断发展中,"於"逐渐取代了"于"。由于二者并存期间在用法上尤其在用作介词时有诸多混用的地方,但也有许多区别,因此"于""於"的历史发展情况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以《史记》为语料,对二者在西汉时期的使用状态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探讨。

论《史记》的想象与虚构

《史记》是司马迁本着"实录"历史事件的原则,根据自身学识和生命体验,在设置历史事件场景,叙述历史事件细节,复原历史人物心理、语言等方面运用了一定的想象和虚构而著成的一部史学巨作。借助想象和虚构化的艺术方式,使《史记》中历史事实的场景更加适宜,情节更加生动曲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此虚饰增益化的写作倾向亦使《史记》呈现了小说化叙事美感。《史记》史传文学的基质由此也得以奠定,并对后世小说、戏曲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语大词典》所收《史记·天官书》天文类名物条目辨正

《汉语大词典》收录《史记？天官书》中的大量天文类名物条目,其中部分条目释义不善、不确或书证标点有误.

猪饲彦博《史记历书管窥》稿本与刻本考

猪饲彦博的《史记历书管窥》是日本学界研究《史记·历书》的重要著作。以往国内学界对该书的了解多源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征引。但《史记会注考证》对《史记历书管窥》的征引仅有15条,不足原书的四分之一,因此无法完整地反映《史记历书管窥》在《史记·历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文章借助日本北海道市立函馆图书馆藏《史记历书管窥》稿本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史记历书管窥》刻本,对该书从稿本至刻本的变迁做了细致的研究,并对《史记历书管窥》的价值做了判断。

《史记·五帝本纪》考证一则

《史记·五帝本纪》"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一句中,可疑之处有二:第一,"崩"是否衍字;第二,"不善"是不是"不著"的形讹。"崩"作谓语时,往往和前面的主语直接相连;如果与前面的主语断开且中间插入其他谓词成分时,则需要加上"而"连接两个谓词成分。这里的"崩"不符合分布条件,应删去。"不善"出现的语境一般是指人自身或内在的品性、人际、处世等方面,"不著"的使用语境则是指人外在的言论功名,二者在语用范围上有很大不同乃至是相对的。相比而言,"不善"更符合原文语境。

《史记》三家注“一作”研究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因抄写、刻板等原因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本子。通过对《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三家注"一作"中保留的不同本子间异文进行归纳分析,共得异文330组,并发现从异文之间是否与其他字发生关系的角度可将其分为直接异文和间接异文,其中直接异文的比例远远大于间接异文,从中可见《史记》这部传世文献的改字现象。

景祐本《史记》《汉书》中因一词多字造成的用字异文研究

以景祐本《史记》《汉书》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字词关系的角度研究用字异文,认为字词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一词多字是造成用字异文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造成一词多字的原因主要有:因文字分化造成一词多字;因文字借用造成一词多字;因文字异构造成一词多字。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考订一则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西楚伯王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中华书局新点校本断句为"西楚伯王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辛德勇认为,其中的"伯王"应作"主伯",其断句应为"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在秦汉典籍中,"伯王"常见,与之同义的"霸王"亦是常语,而"主伯"却几乎不见用例。因此,以"主伯"替换"伯王",意有不妥。"始"处于句末煞尾时,往往和"自"搭配,构成"自……始"格式;同时,"始"用作副词时,能和很多动词搭配,"始为"的用法在秦汉典籍中也很常见。"主命"的语法分布与"为天下主命"不符,而"为……主"的格式在文献中经常使用。"立"经常和其他动词连用作谓语,"命立"在文献中亦有用例。因此,此句的句读应为:"西楚霸王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史记》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作为汉赋产生的关键人物,这种记载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后世“先入为主”的叙述语气。从《史记》的记载看,汉赋具有包括楚辞、《诗经》、荀卿赋等不同先秦源头,并且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以及吴、梁、齐、蜀等地域文化的影响。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除了其自身与黄老、神仙、儒术的思想关系外,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文化需要,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而具有“帝国”气象的汉武帝时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