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蒲江飞虎村出土错金银带钩保护修复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6年在蒲江飞虎村发掘了60座战国晚期墓葬,共出土青铜器181件(套)。其中M39出土了一件表面锈蚀覆盖严重的错金银青铜带钩,但其上错金银纹饰无法分辨,为还原其历史、艺术与研究价值,需对其表面锈蚀物进行清除。采用X射线成像系统、体视显微镜、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系统、X射线衍射仪等对带钩的保存状况、材质、锈蚀产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带钩上分布有精美的金银装饰纹饰,且金和银交替使用;带钩基体保存较差,锈蚀程度较重;部分区域金银丝已脱落。表面锈蚀覆盖严重,部分区域存在裂隙。带钩基体为铅锡青铜铸造组织,铜含量为73.0%,锡含量为11.4%,铅含量为13.7%;镶嵌的金、银丝样品呈倒三角形,均为热锻而成,金丝金含量为88.8%、银含量为11.2%;银丝银含量为95.8%,铜含量为2.4%。带钩锈蚀物大致分为两层,最外层绿色的锈蚀物为孔雀石,内层红色锈蚀物为赤铜矿。在科学认知带钩保存状况、材质、锈蚀产物等的基础上,针对性地采用化学加固—机械法与化学法结合除锈—化学加固—缓蚀封护—粘接补配的技术路线对带钩进行了保护修复。对于细小裂隙选用渗透性很好、颜色轻微变化的Paraloid B72乙酸乙酯溶液,使用注射器少量多次滴渗加固;较大裂隙使用粘接强度好、渗透性适当的Hxtal NYL-1(海克斯塔)双组份环氧树脂,用小的针尖少量多次点渗入裂隙加固。对于外层绿色锈蚀物,先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水溶液软化,再配合使用机械法刮除去除;内层暗红色的氧化亚铜锈蚀先使用半胱氨酸水溶液软化,再配合机械法刮除。同时在锈蚀物去除过程中对出现松动的金银丝及时使用Araldite 2020型双组份环氧树脂进行加固。除锈结束后使用超纯水深度清洗清除试剂残留。使用苯并三氮唑乙醇溶液进行缓蚀处理,Paraloid B72乙酸乙酯溶液进行封护处理。带钩的粘接补配先使用Paraloid B72乙酸乙酯溶液预加固茬口,DG-4环氧树脂配合玻璃纤维布和销钉粘接补配。本工作在利用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充分认识文物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文物实际情况,各种保护修复方法配合使用,对每种方法存在的弊端制定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最终在达到保护修复目的、恢复文物历史、艺术与研究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造成的损伤。

成都金沙遗址磨石随葬习俗研究

磨石随葬是金沙遗址常见的丧葬习俗,磨石可能是当时古蜀社会军人或暴力群体特殊的标识物,具有社会职业身份象征与标识的作用,它是古蜀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磨石随葬盛行于船棺葬中,该习俗不晚于西周早期出现,春秋晚期衰落,战国时期消失。船棺葬中磨石随葬习俗与金沙中心聚落兴盛与衰落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发生与消失可能与西周至春秋时期金沙古蜀社会两次重大转型有关。随着春秋晚期古蜀政权更迭和统治阶层的变化,渊薮于磨石随葬传统的古蜀新兴统治阶层随即抛弃旧传统,拥抱新世界。

埋藏环境下蒲江战国船棺表面细菌群落结构特征

木质文物作为有机质文物很容易腐朽,埋藏的木质文物在周围土壤环境综合作用下,受微生物降解的影响,很难长久保存.通过分析埋藏环境下木质文物船棺表面细菌群落组成,探究船棺表面土壤细菌与船棺降解的相关性,可为船棺保护提供参考.根据发掘现场船棺的保存状态,选择尚未完全发掘出土的无明显降解(NOD)、明显降解(OD)和严重降解(SD)3种状态的船棺,采集附着于船棺表面的土壤,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细菌组成,分析土壤理化性质,并探究其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埋藏环境下不同降解程度的船棺表面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多样性丰富并在分布上存在差异,OD具有最高的细菌多样性.门水平上,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是船棺表面的优势细菌;此外,OD的优势菌还包括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SD包括广古菌门(Euryarchaeota)和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属水平上,Sulfurifustis和铁氧化细菌属(Sideroxydans)、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铁氧化细菌属(Sideroxydans)和Methanomassiliicoccus分别是NOD、OD和SD的优势细菌属;此外,OD和SD的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芽孢杆菌属(Bacillus)、莫氏霉属(Moorella)和Candidatus Solibacter相对丰度高于NOD.冗余分析(RDA)和相关性热图分析结果显示细菌群落结构和差异性物种主要受pH和有机质含量的影响.本研究表明变形菌门及与铁硫代谢相关的细菌属是埋藏环境下船棺表面的优势细菌,明显降解和严重降解的船棺表面土壤中存在大量与木质纤维素降解相关的细菌.(图4表2参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