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化视角下清代坤秋帽形制要素探析

坤秋帽称谓表明它是清代满族妇女服饰的标志之一,作为便服系统的首服,从结构、形制到工艺、技术独具民族特色,呈现出清代服饰纷繁竞彩的时代特征和多元面貌。然而,根据便服不入典的清律,少有可靠的官方文献记载,学术界对其研究多集中风物学的探讨。事实上,坤秋帽承载了多民族共同体中一体多元特质的物化现象。通过二重证据和比较研究方法,对坤秋帽的历史溯源及其部件元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坤秋帽的帽檐、顶饰是满蒙文化交流的物化结果,纹饰系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有利实证,其最早雏形可追溯至辽金时期的女真花珠帽。

晚清长江中上游民船运输状况——以《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通过实勘实测的方法记录了其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乘坐民船的航行情况,并留下数万字的旅行记录——《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生动再现了晚清我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传统民船的运输状况。通过对行记的考察可以厘清我国民船的运输情形,自从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全面贯通以来,逐渐积累了成熟的造船技术、完善的民船运营结构、丰富的行船经验等,都促进了长江民船运输专业化,高效率水运系统的形成。与近代轮船运输相比,传统民船在运输价格、航行范围、运营的灵活性上都具有优势,即使在晚清长江中上游开通轮船运输后,民船运输仍在持续发展。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晚清海关双重制度影响下福建船政的兴衰初探

晚清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让海关出现“常洋并立”的双重制度,对社会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管理模式,让清政府有了稳定的关税收入,“借法自强”的想法愈加强烈,船政在此情形下得以创设和发展。在关税拨解不足时,清政府试图通过官员同时兼任闽海关监督和船政大臣的办法来解困,但由于对海关税收的过度依赖以及无偿派拨、协款造船、商业化三种经营模式的失败,船政在存续了四十余年后还是无法避免关停的结局。

清末民国时期的畲族研究及其特点

畲族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国时期。当时的学界对畲族族属、迁徙路线、人口、文化、生计方式、社会问题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以“他者”为主、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和传统的史学研究并存、研究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史志、学界的研究立场和出发点有所差异等特点。对该时期学术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畲族研究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时代背景,亦能为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提供借鉴。

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及其“停科”效应研究

清季议改与议废科举的知识群体,尚有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这些应试士子并非惯常认为的仅是被动和消极接受相关政令,而是以科场书写的方式参与到科举改废进程当中。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出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不仅客观配合督抚科举“减额”提议的落地生根,其效应还延续至科举废除之后,具有超越科场本身并在远端触及政治决策和社会思想的言外之用。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清末民初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时期,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也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因其地理环境封闭,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落后等原因,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形成时间晚,软弱性和不成熟性更明显;形成途径比较单一,外省籍新知识分子对这一群体形成的促进作用明显;形成的困难和阻力大于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诸省市同类群体;形成了既有共同特征又独具特色的政治派别;受日本新思想影响较大;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和兴义等少数城市。

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

清末文献提到的广州的七十二行,往往是指广州各商业、手工业行会的联合体。七十二行在广州总商会建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商会成立后,它仍作为与总商会平起平坐的商人团体,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常常挑战总商会的权威,1910年,甚至成功地罢免了总商会协理、代总理左宗藩。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实现“和平光复”,七十二行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传统”的行会联合体广州七十二行,在“新式”的商人组织总商会成立以后,仍作为代表全城商人的团体而独立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商人团体,广州七十二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个案。

湘军集团与晚清政治思潮

湘军集团主导了晚清政治思潮,主要表现在:晚清社会的变局观、洋务思潮、西学之引介以及早期维新思想。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角色职能析论——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看似杂乱的角色分配对象,若以其角色职能爬梳甄别,便可脉络清晰。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民族纠纷解决中,直接参与的角色分配对象有循化厅之下属抚番府、营、县、营汛、司、所;寺院中嘉木样、新旧昂锁、红布、具有威望的活佛、熟知番事的喇嘛;民间的部落头人、乡老、邻里等。但是,按其角色职能进行归类,可以分为谕饬、讲说、弹压;勘查、缉捕、调兵;研讯、保释、鉴结,这些角色职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民族纠纷解决的基本程序。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清末《海船法草案》述评

清末《海船法草案》是清末变法修律,编纂商法典时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完整的海商法草案。该草案在体例和内容上广泛吸收日、德等国的海商立法,与当时世界各国海商法相比也不失其先进性。《海船法草案》虽未经审议和颁行,仍在中国海商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价值也通过影响民国海商立法得以体现。北洋政府时期,将《海船法草案》简单修改后定名《海船法案》颁布实施。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商立法也将《海船法草案》作为重要的立法参考。因而,清末《海船法草案》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商法的重要文本,在中国海商法史上具有地位。

晚清商人体育会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体育的影响

通过对晚清商人体育会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体育影响进行探讨,发现,商人体育会的兴起是晚清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变动的产物。商人体育会兴起的原因与晚清商人为保护身家财产与自强御侮有直接关系,除此之外,军国民思潮与强身强种观念的影响,重商思潮与商人时代使命感的萌发,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与联合自治思想的觉醒,清末掀起兴办体育会的热潮等,都对商人体育会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商人体育会最初多为商人健身强体的体育社团组织,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商人准武装团体。其兴起改善了我国千百年来"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对我国近代社会体育的开展和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晚清体育知识群体的公共交往(1890—1912)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法、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公共交往这一新视角出发,对聚集在乢局、报刊、学校、革命团体等公共领域的晚清体育3大知识群体关系迚行考察,研究表明:体育译界知识群体的交往关系是以地缘关系为主,学缘与业缘关系为辅。体育思想学术界群体交往的传播网络是以江浙为中心。体育留学生在学界交往中包含地缘、学缘等跨界多元交往关系;在革命交往中则是以地缘认同为前提。在此过程中,晚清体育知识群体通过公共交往,获得身份认同与价值归属。

晚清民国词社的地理分布、成因及影响

晚清民国是词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时期,此时词人结社此起彼伏。词人结社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其他省份如福建、广东、安徽、湖南虽不多,但皆有词社诞生。其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地域文化传统的深厚以及词人领袖的群体效应等。地理分布不平衡的词人结社推动并影响着晚清民国词风的演变,造成以江浙、上海以及北京为首的词学中心区与以闽中、岭南、湖湘、贵州、云南、陕西、湖北等词学边缘区的形成。

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以湘社为例

以易顺鼎、程颂万为代表的湘社作家群,集中体现了乡邦世族在晚清诗学传承中的作用。世传家学是诗学传承的重要途径,并造就家族文学的思想底色;对本家族文学造诣的自豪感维系了传习文学技巧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家庭独特的文化氛围,还会浸染进作家的创作个性。家族在文化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掌握传播领域话语权,并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批评。女性文学的传承附庸于家族文学。

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及其政治文化效应

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不仅作为一种能动性力量参与到当时政治改革讨论之中,还对清末民初的国族认同结构及其生成路径产生持续影响。通过考察“尚武”“爱国”等“明遗民”记忆共相与殊相,可以看到清季士人群体在互通和共享“明遗民”记忆的同时,还对这些记忆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赋义并由此发生政治论战,也即发生“明遗民”记忆及其所隐喻不同政治观点的角力竞争。清季“明遗民”记忆激起的“民族主义”,经由广义的国族进阶转化,在后来团结国民、抵御外侮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构成“明遗民”记忆参与之下清末民初国族认同重塑或再生的一种演化路径。

晚清留学教育的问题与困境

晚清的留学教育在政府方面呈现应急留学、中体西用、精英主导等问题,在留学群体方面则体现为目标功利、知识结构中轻西重、留学资格权势把持等倾向。与此相应,晚清留学教育陷入诸多难以解脱的困境:因现代留学事业与传统专制政府之间根本对立,大批留学生反成为颠覆清政府的重要力量;政府必要的鼓励、奖励留学政策在先天不足的急迫改革环境中,在一定意义上反使诸多留学生离现代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