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禄国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先后任职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精于通古斯、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确立范式,影响和培养了杨成志、费孝通等一批中国人类学者,为中国人类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史上充当了要角。1928年,他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派,率队赴云南调查罗罗。这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但史禄国惧险,仅留在昆明作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其表现引起中山大学同人的不满与质问,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聘作,因此他改为由中央研究院单独聘任。此事牵涉的并非仅仅是人事纠葛问题,更揭示了民国学人当时对诸如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认识存在个体差异。尽管许多学人的治学观念已有所转变,但在具体实行时,仍然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知识的牵绊,导致学术认知与实作两难的境况。

史禄国民族(ethnos)理论的构建与修正

史禄国提出的民族共同体与涂尔干学派强调的社会同样是值得学者关注的集体表象形式。史氏起初试图以人口密度、土地、文化关系构建民族(ethnos)理论,后期则逐渐放弃量化路径,转而从“丛体”概念出发,结合西方从共同体到国家的演变框架与满-通古斯田野材料发展出历史-民族志方法论。史氏立足于中国经验并在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对话中,揭示出北方通古斯氏族制度的自然状态以及社会与文化从自由迁徙到进入地缘政治后社会组织与民族志丛体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客观机制,并从传播论的角度揭示出文化及其载体自下而上层层推进的进程。此后这一理论被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继承,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理论工具。

史禄国与近代中国学界再考察——以史禄国在华学术交往活动为中心

史禄国(1887-1939),英文名作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俄国著名人类学家,他自1922年底起流亡至中国,此后在中国开展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史禄国首先在上海度过其落难中国的转型期,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的帮助下继续从事研究。后史禄国辗转于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北平清华大学等高校,与各类中国学人多有接触,逐渐深入中国学界并产生了微妙影响,后更以中国人类学界巨擘费孝通之老师而知名。对史禄国其处境、其学术交往活动进行考察则有助于观察华外国学人、舶来的新学科人类学在当时中国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