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传拾遗·马周》的文本建构及寓意——兼论神仙传记对历史人物的神性叙述

神仙传记的一般模式为“仙真养成记”或“仙真灵验记”,而《仙传拾遗·马周》一文打破了既往的写作模式。杜光庭在文中着意表达的是一位迷失本性的仙官如何寻回本真的过程。杜光庭将马周设定为华山素灵宫仙官,奉仙王之命赴长安辅佐李世民安邦定国的情节设定,说明他把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论是长安与华山的地理位置,还是马周与李世民“君臣道合”的关系,杜光庭都对此进行了周密构思,以强化道教的“国教”地位。此文虽是为马周立传,但主旨却是在传递“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深植于中国的古史文化传统中。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拾遗记

设计说明:《拾遗记》是一组纺织品图案设计作品,主要元素为象征传统文化的“凤凰”与象征现代文明的“机器人”。凤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新生”的寓意,在本设计图案中,凤凰抬头看向上方,身体上有磅礴的山水纹样。右上角由齿轮、芯片、几何图形组成的机器人低头俯视,二者的对视寓意着过去与未来的交织,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图案的配色作用了天青、靛蓝等传统颜色,并加入了一些赛博朋克的色彩,同样寓意时代交融,生生不息。

国图藏《春秋左传注疏》印章拾遗

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宋刘叔刚所刻《春秋左传注疏》,此书残存29卷,书中印章累累,递藏有绪。从钤印可知,此书由宋入明至清传于今。其中“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皇次子章”“养正书屋珍藏”“皇二子”四印,或有讲述不清,时有混淆者,故于此拾遗补缺,使之复明。

《辽史拾遗》版本编修与源流考略

《辽史拾遗》为清代文人厉鹗所撰,该书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知不足斋抄本、岳雪楼影抄本、文渊阁四库本、振绮堂校刊本、江苏书局刻本、广雅书局刻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诸多版本,但诸版本的源流应当均出自清代藏书家鲍氏与汪氏。虽然《辽史拾遗》成书之初的目的是为补《辽史》之遗,为辽史增补史料,但事实上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存传情况不仅反映了清代典籍版本的流变情况,同样体现了清代私人藏书家为传承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

从《拾遗记》看先秦至魏晋时人的域外观念

《拾遗记》成书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记述了上古伏羲至晋代诸多异域远国的传说、神话、奇闻逸事,包含着先秦至魏晋时人对异域孝文化、历法、耕织文化、幻术、学术等方面的认知,总体上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域外文明观念。这一域外观念与传统华夷观并存,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

《御定韵府拾遗》

《钦定四库全书》《御定韵府拾遗》卷二十一茶。梅尧臣七宝茶诗七物甘香杂丨丨(蕊茶),浮花泛绿乱干霞。事茶。苏辙诗“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丨丨(事茶)不知劳。蛮茶。范成大诗“扪腹丨丨(蛮茶)快”,注丨丨(蛮茶)出修仁。香茶。陆游试茶诗“北窗高卧鼾如雷,谁遣丨丨(香茶)挽梦回。会茶。释希昼诗。

《本草纲目拾遗》中樟梨的基原考证

目的:为古籍《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的樟梨概括出基原学依据。方法:通过古今本草文献及植物学的考证,对野外实物进行收集观察,从文献、原植物、性状、采收、炮制、功用、化学成分、有毒无毒等方面进行集成论述。结果:确认古今文献所收载的樟梨和樟梨子的一致性,厘清中药樟梨子的基原及影响因素。结论:通过对中药樟梨的基原考证,系统性概括出樟梨子作为中药应用的依据,提出新的基原表达和性状描述的建议。展望前景,樟梨子的实验研究应得到发展,其药用价值应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

档案拾遗

在时光的长廊里,档案如同灿烂的星辰,闪烁着社会向前推进的光辉。每份档案都篆刻着时光的痕迹,篆刻着文明的传承,篆刻着历史的斑斓。在国际档案日这个属于档案的节日,让我们更加理解档案被时光赋予的意义,因为不仅它不仅承接着过去,更是未来开展的北斗星。档案,是见证历史的明镜。从古代的绳结、龟甲、竹简,到现代的纸张、电子档案。虽然记载档案的形式随着光阴变迁而不断演变,但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去承载,档案的本质始终不变,那就是记录每一件历史,传承每一份文明。每件档案都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它记录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历程,让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埋藏在长廊里的秘密、认知当下提供了珍贵的工具。

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建筑艺术史探究——评《城市社会艺术史拾遗》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建筑则是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建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不仅是居住和使用的空间,更是文化、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体现。可以说,城市发展与建筑艺术的历史紧密相连,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变迁的轨迹。本文结合《城市社会艺术史拾遗》一书,探究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建筑艺术史。

蒙娜·贝克翻译叙事建构理论视域下《日记拾遗》自译改写研究

蒙娜·贝克提出的翻译叙事建构理论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再叙事,译者通过翻译参与建构社会现实,且对其翻译文本或话语中传播、宣传的叙事负责。该文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探讨杨刚在自译英文日记体短篇小说《日记拾遗》时采取的叙事重构策略,并尝试分析影响其自译本叙事重构的因素。研究发现,杨刚在自译《日记拾遗》时,重新调整叙事特征,通过时空建构、对原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建构、参与者的重新定位等多种翻译叙事建构策略,凸显革命者叙事,最终实现其自译本《肉刑》的叙事建构。杨刚作为译者的叙事立场,是影响其自译本叙事重构的重要因素。

“艺海拾遗”体验非遗之美香港青年走进古城扬州

近期,“艺海拾遗”香港青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育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暨“百万青年看祖国”2024扬州站活动在扬州创新中心拉开幕,来自香港、扬州两地150余名青年代表参加活动。江苏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李卫华,团省委副书记熊俊,扬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四海,扬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扬州市委员会主委徐晟出席活动。

打乒乓球里也有辩证法--毛泽东运用辩证法拾遗

毛泽东是我们党熟练运用辩证法的楷模和典范。他时时注意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发现典型、提炼启示,进而形成决策、推动工作。一则批语折射出的辩证法《毛泽东年谱》里有一则他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语,精辟生动,内涵丰富,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鲜活例证,读来让人深受启发。

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遗

学术界对中华书局本《高僧传》研究多年,成果丰硕。然该书中仍存在一些校勘问题。选取数例,敷衍成文,以就教于方家。1.中华书局本:“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揵度》等,以相辩校。”(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1页)笔者按:“辩校”当为“雠校”之讹。“雠校”即校雠,意同“校勘”。

《拾遗记》中冬虫夏草相似物“冰蚕”考辨

冬虫夏草是中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成书于唐代的《月王药诊》称其为“牙儿札更布”,这是有关冬虫夏草最早的文献记载,但另有观点认为最早记载冬虫夏草的文献资料应为东晋时期的《拾遗记》,该文献将其称之为“冰蚕”,因为与冬虫夏草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所以被认为是冬虫夏草的别称或古称。基于此,本研究在检索查阅相关古代文献记载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比两者在药理药效、实际应用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冰蚕非冬虫夏草。

王嘉《拾遗记》与“拾遗”类小说的演进

“拾遗”类小说是指记载遗闻轶事的杂传杂记作品,王嘉《拾遗记》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以往认为《拾遗记》的体例是杂传与地理方志的杂糅。事实上,《拾遗记》采用的是史家“纪传”之体。南朝萧绮重编《拾遗记》,为作品增添了“录”,丰富了作品的构成。《拾遗记》因此形成了两种思想背景:一种是王嘉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宣扬神道信实不虚;另一种则是以天人感应统摄神道与人道,将神异之事纳入史家正体。拾遗类小说的出现与文献整理有关,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作品,皆是从史官视角追索故事,以传奇人物凝聚异辞,取经史传记内塑体例,体现了早期小说与史传的内在关联。唐代之后,拾遗类小说的发展一分为二:或重归史学,追求信实;或向传奇、讲史演进。拾遗类小说是历史小说的源头之一,也是历史故事走向通俗文学的重要途径。

刘勰“随仲尼而南行”之梦研究拾遗

刘勰“随仲尼而南行”之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支点,对廓清刘勰生卒年、《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刘勰的思想倾向等意义重大。本文以《黄帝内经》“梦象”理论为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刘勰“随仲尼而南行”之梦在类型上属于“想梦”,原因与他的情志及其所处的社会、人文、学术环境关系密切。而对“随仲尼而南行”部分进行集注、集校和详细疏解,并对现有若干研究成果进行反思,一来传承文脉,二来有益于一般学习者的阅读和理解,三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基础研究平台。

“文学扮演”与《春秋》斧钺--杨维桢《史义拾遗》补拟创作表微

杨维桢曾著《史义拾遗》一书,被四库馆臣归入史部,但书中“补辞”“拟辞”“设辞”之类文章实有别于常规史论,不仅蕴有作者与众不同的历史思考,也包含独特的文学价值。此类补拟文章的创作手法,是通过介入特定的历史现场,借助扮演古人的方式,重审历史旧案,申说《春秋》大义。在论史模式上,既沿袭胡寅、朱熹重视义理的理学家传统,又凭借优孟衣冠作“文学扮演”,展现文学家的趣味。这一系列文章史识独异、文心奇巧、持义严正,具有多重意蕴,并非单纯的游戏笔墨。

古代朝鲜汉文小说《三韩拾遗》用典艺术探析

《三韩拾遗》是一部以发生于朝鲜朝肃宗时期的义烈女香娘故事为素材创作的长篇汉文小说,作者金绍行在叙事中引用了大量中华历史文化典故。其用典方式灵活多样,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对社会的批判融入其中,或正反结合,舒吭一鸣;或明暗相兼,亦真亦幻;或单连并举,意蕴深远。但此书之用典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诸如片面用典、错用典故、无效用典等不当之处。通过对其用典艺术进行剖析,既可以窥得作者金绍行的创作理念,又可以探究到朝鲜朝后期小说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以及中朝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拾遗记》对谶纬叙述的改造与拓展

东晋时期,王嘉在谶纬学说的影响下对两汉盛行的谶纬文本进行改造,创作出志怪小说《拾遗记》。王嘉在谶纬文本的基础上对本事进行改造和调整,完善故事内容,并遵循谶纬学理对本事加以附益,以谶言预述故事。《拾遗记》以虚构的手法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实现了残丛小语向完整情节的转变以及实用性语言到审美性语言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