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清初相国李天馥词作特点探析

清初相国李天馥以诗名世,其词亦别具特色。《容斋诗余》《全清词》共收录李天馥词137首,按照内容可分为闺情艳情词、赠别酬唱词、咏物感怀词,体现出以小令中调为主、酷爱集句词、诗庄词媚的艺术特色。清代及近代名家词选中多有收录他的词作,他在清初词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文章旨在系统梳理李天馥词的基础上,对他的词作特点进行研究,考察他在清初词坛的作用及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清代词坛文风变革提供帮助。

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遗址出水青花瓷器的测年研究

“石屿二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石屿东侧的珊瑚礁石上,是西沙群岛海域一处重要水下文化遗存。该遗址出水了青花、卵白釉、白釉、青灰釉、酱釉等多种瓷器,是探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外销瓷贸易的关键窗口。虽然前人通过青花瓷器类型学分析确定了遗址的相对年代,但由于未发现船体痕迹无法进行碳十四测年,而热释光测年方法则为确定遗址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一种替代手段。为了探究该遗址出水青花瓷器的热释光性质及年代,本研究利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对16件青花瓷片进行了古剂量测试。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分析样品的放射性元素U、Th、40K的含量。在剂量率的计算过程中综合考虑了样品的经纬度、埋藏深度、含水率以及放射性元素含量等参数,并首次使用综合矿物分析(TIMA)揭示了瓷胎中的石英粒径分布情况,以提高剂量率计算的准确度。热释光年代结果表明,这批青花瓷烧制于元代至明代早期,在释光有限的误差范围内符合传统鉴定方法得出的该遗址属于元代这一结论。这有助于揭示该历史时期相关器物的制作工艺、实际用途和可能的产地。此外,这也为理解该历史时期青花瓷器在海上贸易中的传播路径、交易规模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编写诗乐大音乐史的理想与实际困难:我的个人体会

该文是作者基于在《牛津手册:中国与海外华人音乐》中发表的“中国人为什么、又如何唱《诗经》歌曲?”(Why and How Do Chinese Sing Shijing Songs?),以及正在写作的《孔子之歌:中国诗乐的大历史描述》(Confucius's Songs:A Global History of Chinese Shiyue)一书有关编写诗乐大音乐史的理论建构和相关思考。作者突破了对传统诗乐历史认知的框架,以“大历史”的理念观照诗乐和格里高利圣咏历史发展的异同,为当今理解诗乐提供了新路径。

论西周金文中的墉氏家族

西周金文中的■氏家族以往有墉氏、虢氏二说,本文分析“■”字读音,并结合■氏的族姓,认为西周时期的■氏不宜理解为虢氏。目前可见的■氏家族铜器有师■鼎、师■钟等,这些铜器反映了■氏是一个担任师类职官的非姬姓家族;本文也尝试利用这些铜器还原西周时期■氏家族的世系。

明代“花”“草”崇尚对清初词坛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强烈的“花”“草”崇尚在清初仍然温度不减,沿着明代崇尚的惯性,持续影响着清初词坛近半个世纪。这种影响在词坛上表现为:词体创作模仿“花”“草”;词籍纂著继承“花”“草”;词体评价以“花”“草”为标准。此时词坛亦在孕育着词学新变,针对《草堂诗余》编纂而成的词选——《词综》,逐渐对《草堂诗余》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花”“草”尤其是《草堂诗余》的影响被大大削弱的时代已经来临。

陕西王东沟小流域野外土壤入渗试验研究

以野外土壤入渗试验为依据，利用时域反射仪进行了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的观测，并分析了积水入渗过程中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规津及停渗后土壤水分再分布规律。结果表明：野外土壤积水入渗过程中，土体内任—埋深处士壤含水率的变化一般经历稳定不变、缓慢上升、急剧上升和再稳定4个阶段，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每一阶段听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积水深度越大，土壤剖面含水率、入渗量变化越明显，湿润锋的推移也越快；停渗后土壤水分再分布规律表现为表层0～10cm土壤含水率急剧减小，10～70cm土壤含水率开始呈增大趋势，然后再逐渐减小，70cm以下的土壤含水率略有变化。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余师愚《疫疹一得》论疫特色

从运气学说、疫疹的病因、病机、与伤寒的鉴别、治疗及谴方用药等方面对疫疹进行了探讨,剖析了余师愚温疫理论、学术思想及其治方用药的规律和特点。

浅议姬寏母豆与师■钟作器者关系及族姓

姬寏母豆著录于宋《考古图》。该书称为“齐豆”，言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得于扶风（图一、图二）。其铭文曰：

加速器质谱法测定兴隆纹饰鹿角与峙峪遗址等样品的^(14)C年代

本文用加速器质谱(AMS)^(14)C测定了河北兴隆发现的一件珍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工艺品——纹饰鹿角,以及山西朔县峙峪。河北涞源西庙等遗存样品的^(14)C年代,并讨论了所得年代意义。

唐宋辨治湿阻经验

湿阻是湿邪阻滞脾胃引起的以全身困重乏力、胸闷腹胀、口淡纳呆、苔腻为主症的病证，多发于气候潮湿地区及夏季梅雨季节，其临床表现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急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慢性病毒性肝炎、慢性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和慢性胆囊炎等疾病。

健脾益气活血法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145例——时毓民临证经验介绍

根据时毓民教授运用健脾益气活血法经验，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１４５例，临床辨证分肺脾两虚、肺脾两虚兼湿热、气阴两虚、脾肾两虚四型，在基本方（黄芪、白术、茯苓、北沙参、麦冬、防风、太子参、淮山药、丹参、当归、甘草）基础上加减治疗。结果：显效５２例，有效８５例，无效８例，总有效率９４４８％。提示本法有提高患儿机体免疫力，抑制呼吸道病原菌的作用。

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

文章通过爬梳各类文献和档案资料,对著名藏学家李安宅与于式玉先生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进行了逐年排比,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相关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

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

在中国民族学史上,李安宅和于式玉是一对重要的生活伴侣和学术伉俪,尤以藏学研究名世。于式玉以大量精力应对生活和辅助丈夫,她具有良好的学术根基,极富语言天赋,擅长文献目录,又肯实地调研,为其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李安宅藏区实地研究的坚强后盾。二人学术生命互相交融,堪称藏学界之"天涯同命鸟"。这对学术伉俪的一生,让我们认识到时代对他们人生的彰显和遮蔽及其学术的造就和毁灭。

郭象命运论及其意义

郭象认为,“性分”与“时遇”的结合构成了人的命运。由于“时遇”的本质是众生的“性分”所致,且无法探究,因此将个人的“性分”视为命运的终极动因,并以“致命由己”为题概括其命运论。该论彻底否定一切宇宙神秘力量存在,是汉唐之际无神论命运学说的巅峰之作。

论中国古代诗词的图像诠释——以明代《诗馀画谱》为中心

《诗馀画谱》融词、画、书为一体,兼具版刻艺术与文学价值,是探讨中国古代诗词的图像诠释问题的经典案例。在诗词作品图像化的过程中,画家充分调动绘画艺术的表现特长,还原文学情境,注入新的视觉因素,拓宽文本的意义空间;同时,为了规避绘画艺术的表现缺陷,画家删简情节内容,改塑文学形象,调整文本视角,重构作品时空,为诗词作品的阐释注入新质。通过"截句入图"的艺术实践,画家对传统文学名句加以"再选择",从而借助视觉方式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与传播。

发现女性:论于式玉藏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贡献

于式玉是中国一位早期女性人类学家。她在中国甘南和川西北藏区实地生活考察数年,对边疆地区的宗教、妇女生活史、民间文艺和风俗民情等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调查。于式玉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解释性描述方法,以女性视角呈现女性经验和微观个体叙事,对藏区文艺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于式玉还致力于将自己的知识和理论直接应用、服务于社会,她长期投身于边疆民族事业和社会教育事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因此,追溯于式玉的学术人生,有助于对中国早期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女性视角、经验和贡献有更多的认识。

师臾钟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

本文对陕西扶风强家村铜器窖藏出土的师臾钟年代与铭文所载虢季氏世系重加分析和讨论,指出师臾钟应系西周晚期厉王时器,同出的恒簋的"恒"应即师臾的先祖"虢季"。铜器窖藏的形成当与西周末年厉王时期国人暴动所导致的社会动乱有关。同时对太师小子豢簋等一批过去年代判定错误的器物重新断代、系联,将西周时期在王朝历任师职的虢季氏家族的有关铜器串联起来,反映了虢季氏一支自西周早期昭王世至西周末的发展脉络,对更清楚地认识虢季氏家族的历史和西周历史发展的有关细节皆有裨益。

《战国策》文的来源及其编纂

《战国策》是在中书六种及"国别者八篇"之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国别者八篇"的编纂方式沿袭《国语》的特征,很可能出自战国史官之手。中书六种可分为三类:《国策》、《国事》一类,《事语》一类,《短长》、《长书》、《修书》为一类。《国策》的命名源于先秦史官的策书文献,"国别者八篇"与《国策》、《国事》都属于史官文献,它们的区别在于《国策》、《国事》缺乏条理性,在材料来源上较"国别者八篇"更为源始。《短长》、《长书》、《修书》的命名与纵横术有关,这三种文献很可能是教授或学习揣摩纵横术的人所编纂的。《事语》的命名同样源于先秦史官的语类文献,但其编纂是出于史官还是教授或学习揣摩纵横术之人则难以肯定。游士说辞是中书及《战国策》的源始文献,但这些说辞文献存在真实与拟托之分。刘向只对中书做了"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及"除复重"的工作,经其整理的《战国策》属于史著文献。《战国策》的文体涵括对话体与事语体两种形态,一般来说,《国语》已存在对话体,因此《战国策》对话体的意义并不大。《战国策》的文体价值主要体现在"事语体",它对后世史著中的"列传"或"传记"的书写发生非常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