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

针对２０００年《收获》杂志第２期“走近鲁迅”专栏引起的文坛风波进行了全面述评．强调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其中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等著名思想家的影响和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同时也有其植根的现实土壤。《阿Ｑ正传》等剖析国民性弱点的作品，是一种文学审丑行为，其目的是通过民族的自我反省，实现民族的自我拯救，决非受西方人东方观的蒙蔽，遮盖了殖民者的“西方中心主义”；反对根据个人政治理念改变鲁迅历史原貌的“重塑”行为，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趋利避害原 则。

阎连科小说的语言策略与文本结构研究——以《受活》为例

阎连科在《受活》中使用"方言"进行历史的还原。方言代表了一种"此在",在情感上更能拉近接受者的距离,使读者对于作者的意图有更好的把握。同时,阎连科通过"絮言"来改变文本的叙事结构,在正文之外对"异故事"的讲述,将文本的封闭结构打开,让文本置身于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阎连科通过这种视角的转换,语言的还原,使历史回复到原初状态,重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乡村"。

阎连科小说中的乡土特质——《受活》文本分析

从独特的叙述风格、迥异的乡土理念以及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批判和重置三个角度来探讨《受活》中的乡土特质,并由此阐发阎连科的乡土理念所包含的精神内涵和精神意趣。

绝境中抗争的悲歌——评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阎连科在《受活》中运用超现实的荒诞手法营造了一个荒诞奇诡的艺术世界,撕心裂肺地展现了"受苦人的绝境",对现代化进程中"劳苦人"付出的巨大牺牲报以悲悯的同情,同时对现代"文明"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对造成劳苦人悲惨遭际的权力体系进行了拷问。对受活人极致苦难与倔强抗争的极端书写,彰显作者焦灼的关切和浓郁的人文关怀。

《受活》:话语生态中的乡村叙事

本文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分析《受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叙事与乡村叙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以及作者在叙述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文化立场。

《受活》:荒诞背后的焦灼

阎连科的《受活》用超现实的方法营构了一个荒诞奇诡的艺术世界,在荒诞的背后却是作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劳苦人命运的焦灼,对造成劳苦人悲惨遭际的权力个体、权力机制的拷问,以及对造成劳苦人失语的当下文坛的不满。

论阎连科小说《受活》

本文从作者及《受活》创作背景谈起,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语言、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小说通过对受活庄这一集合了聋哑盲瘸等残疾人的村落在入社后几十年生活经历的叙写,寓言化地展示了处于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同时作品也成功地塑造了"政治狂人"柳鹰雀,做事认真执着、心地善良的红色当家人茅枝婆;在结构形式上大胆创新,采取正文与"絮言"并用,双线并行,寓言化的回目形式;运用现实主义与荒诞虚构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在语言上大胆地开掘与驾驭河南方言口语,造成"陌生化"和"新鲜感"的效果。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1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以阎连科《受活》的日文译本《愉楽》为例

中国文学逐渐被译介传播到其他文化中,阎连科作品《受活》的日译本《愉楽》就曾获日本Twitter文学奖。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经典'5W模式'是传播模式的经典,也是译介学的基础,《愉楽》在日本的传播也同样遵循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翻译者可借鉴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等译介模式的五大要素在《愉楽》中的具体应用,进一步思考翻译在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