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之《汉书》《文选》本校读三则

《报任安书》有《汉书》《文选》两个版本,文字颇有出入。通过“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而仆又茸以蚕室”“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三条的对比分析、得失评价,认为《汉书》本更为真实可靠。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陶澍与包世臣关系探微

陶澍和包世臣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骨干,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包世臣是陶澍的主要幕僚,他们开始突破"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利商"的思想和政策;并共同设计了对漕运、盐务等有关国计民生大政的改革,他们所推行的海运、票盐更是改革派的主要成果。同时,他们对当时货币危机的原因、对禁烟运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都有共同的认识,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与《管子·戒》对读札记

新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篇,有学者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和传世的《管子·霸形》有不少相近之处,文章进一步指出《管子·戒》中的不少记载也与竹书存在对读可能。通过三篇文献的对读,不但有助于加深对出土竹书本身含义的理解,还可以提高对出土竹书和《管子》关系的认识。

谈《迦因小传》译本的删节问题

《迦因(茵)小传》从它的全译本刚一问世,就在当时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研究界在事实辨认与评价上也出现争论。杨紫、包天笑的半部译本《迦因小传》比较林纾的全译本《迦茵小传》,究竟删节了哪些内容,是否为故意删节,这是研究界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如何对两个译本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研究者没有认真关注杨、包译本,因而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

从竖读伤寒 横看温病 谈胡宝书临证心法

胡宝书为绍兴伤寒学派的临床实践家,致力于时病,尤其对伤寒、温病的研究,治外感病颇具特色,诊断注重望诊与切诊。主张以太阳病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纵向排列,次第相传,则为循经。上焦病不治,传中焦脾与胃;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始上焦,终下焦的传变规律。故有"竖读伤寒、横看温病"之说。治湿重气化保阴津,并注重热病后期阴津亏乏的调养。

徐树钧与《宝鸭斋题跋》

晚清湖南文人学者辈出,学术研究兴盛。长沙望族徐氏尤其文化渊源深厚,家族成员中不乏杰出的藏书家、版本学家、书目学家。徐树钧正是倚靠这样的家族背景,在金石学、书法方面有一定造诣,留下了不少传世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属《宝鸭斋题跋》。

谈京房解《易》的一段佚文

《汉书·五行志》引用了一段京房《易传》佚文 ,清王保训所辑《京氏易》也收录了这段文字 ,但分列两处 ,且结尾处比《汉书》多 53字。本文认为这段文字原本应在一处 ,且王氏所辑末 53字出自班固 ,而非京氏。此外 ,这段文字很可能不像《汉书》及《京氏易》所说的出自《易传》。

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

因囿于缺乏原始资料以及当事人回忆的多样 ,长期以来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和实际出席者是谁 ,曾是中共党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 80年代初出版并发行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似乎作了权威性的结论。但其结论却与基本的史料不相符合。这里对《大事年表》关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为 1 3人的结论提出质疑 ,援引多种材料 ,论证出席中共“一大”代表应为 1 2人 ,由此进一步论证包惠僧和何叔衡二人 ,包是出席“一大”会议的正式代表而非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 ,何则是唯一一个未能出席会议的“一大”代表。

树葆对丘陵阶地区核桃林生长影响特征

通过观测相同集水量时,树葆不同埋置方式和不同埋置深度下土壤含水量、树木长势等指标的变化特征,分析丘陵阶地区核桃栽植树葆最佳埋置方式和最优埋置深度。结果表明:(1)改良树葆更利于丘陵阶地区核桃生长,每棵核桃树下适宜埋置2个改良树葆;(2)丘陵阶地区核桃树生长的树葆最佳埋置深度为60 cm。研究成果可为丘陵阶地区核桃栽植中树葆的有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新解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乃千古名篇,历代选、注者无数,但其中“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一句中“比数”一词,却众说纷纭,看法各异。本文从“比”、“数”两字各自的本义入手,同时考察它们作为语素构成的双音词在中土文献及汉译佛典中的使用情况,提出“比数”为同义并列复词,乃“亲近”之义的新见。

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发生时间考及其他

上博简(五)《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当是一篇。简文中日食发生的时间,应在齐桓公四十一年。此时,竖刁和易牙在齐桓公朝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他们多年用心的结果。易牙、竖刁朋党群与,惟利是视,其危害性为鲍叔牙和隰朋所认识。鲍叔牙、隰朋作为正直的官员,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借助日食这种天象,对桓公讽谏。管仲在临终之前,也曾经劝诫桓公。齐桓公听取了谏议,决定任用贤者,并发布命令,进行各种设施的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宗泽佚札小考

新发现的宗泽五封书札,对于了解当时史事和宗泽性格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管子·形势》篇“抱蜀”解诂

唐代以来各家对《管子·形势》篇“抱蜀”一词有六种训释，而释为“抱一”既有词义上的凭据，又切合《形势》篇文旨。“抱蜀”即《老子》所谓“抱一”。

《三国志》郑宝史料辨析

郑宝的史料问题有二:一、郑宝是想驱略百姓到江南去的“扬州盗贼”,还是为万民拥戴的地方领袖。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魏书.刘晔传》和《吴书.鲁肃传》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后大多数史家就二者孰是进行辨析,结果都是赞同《魏书》,否定《吴书》。其实,《魏书》成书早于《吴书》,从《吴书.鲁肃传》刘晔给鲁肃的信上看,郑宝是江淮地区为万民拥戴,并被刘晔、鲁肃折服的地方领袖。二、《魏书》所记刘晔生平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关于郑宝史料问题上,《魏书》的记载不准确不可信,《吴书》的记载准确可信。

浅论叶春及的为政思想——以《惠安政书》为例

叶春及任惠安知县期间,励精图治,政绩斐然,所著《惠安政书》被誉为"历史上罕见的一部县长施政笔记"。通过《惠安政书》可以抉发出叶春及三方面的为政思想:一是以图籍求治,采用旧法,绘制图籍,详载全县土地、山川等方面的信息,以为施治之资;二是行保甲以达乡治,吸收借鉴前代保甲制的经验,以期建立稳定的乡村秩序;三是移风易俗、王教可成,通过醇化乡俗,建立乡村文化秩序。大体而言,叶春及希望建立良风善政,以图籍求治,为建立政治法律秩序提供依据;行保甲以达乡治,是建立政治法律秩序的具体路径;移风易俗,王教可成,是道德文化秩序的具体措施。总之,叶春及的为政思想,对于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汉班婕妤《报诸侄书》校正

西汉班婕妤《报诸侄书》具有多重珍贵的文献价值,但是该文的释读与整理存在大量的分歧与误区。概言之其主要误区有二:一没有理解“记言属见”意即“《记》言嘱见”。“记”是“奏记”体的简称,“奏记”是汉代身份低者向身份尊贵者使用的一种文体,但“记”与“奏”则是汉代两种不同的文体。该文“记”具体指班婕妤诸侄写给她的“奏记”体书信,“属”通“嘱”,全句意即“来信嘱咐(嘱托)索见……”二没有认识到“属见元帝所赐赵婕妤书”的“元帝”实乃“成帝”之误,但又不可径改为“成帝”,可视作衍文,亦可删去。

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月令》校读札记

《玉烛宝典》一书大量引用《礼记.月令》的文字,而这些引文与现今通行的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之《礼记》多有不同。对比这些差异,可以发现阮本的一些错误,同时也可发现《玉烛宝典》作为一部成书于唐前的古籍的文献价值和其文字特征。

《全宋文》辑佚补阙十四篇——基于《抱经楼藏书志》集部的考察

作为辑录体目录,清代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载录宋人序跋多篇。然而,《全宋文》在编纂过程中并未加以利用。因此,《抱经楼藏书志》可以作为《全宋文》辑佚的重要来源。《抱经楼藏书志》中的部分作家作品,《全宋文》据其他书籍已予以收录。经检核删汰,《抱经楼藏书志》集部中尚有《全宋文》已收3位作家的3篇文章,为《全宋文》所未收。同时,另载有8位宋代作家,《全宋文》并未载其人,可辑补佚文9篇。此外,《全宋文》收录的2篇作品,实则文本不全,亦可据《抱经楼藏书志》补全。

林纾《傅眉史》与“武侠小说”的兴起

民国以来,武侠肇兴,实皆出于一股"强种保国"的理念,每欲藉武侠小说以雪国耻。论者过去皆以为"武侠"二字连读,从未见之于籍载,且有林纾之《傅眉史》为首张"武侠"之目者。然据资料所见,早在元代的苏天爵,即已援用"武侠"二字,且其意与现代差相仿佛;且见南山人之《金钏缘》才是最先以"武侠"为目者。尽管如此,由于林纾及包天笑之影响力,细探林纾之如何以武侠为嚆矢,更足以显现出其居于武侠体式的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