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古能化:戴槃《书经集句文稿》述论

戴槃《书经集句文稿》是一部专集《尚书》句而成的集句八股文集,将《尚书》的古奥与八股的严整很好地调和起来,艺术上很有辨识度。戴槃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用书经集句八股文征服了科场;入仕之后,将书经集句八股文中的儒家义理转化为自己的施政方针,通经致用,知行合一,打开了集句八股在现实功用和思想价值上的想象空间,也使《书经集句文稿》成为集句史和科举史上非常独特的存在。虽然此集在当时翻刻不断,流传较广,但其在集句规范上却比较粗糙,主要表现为不逐句注明出处、频频改动原文、自主创作与集句为文同时出现,所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集句,应将其定位为“非典型集句”。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 ,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 ,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 ,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 ,检索更为便捷 ,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 ;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 ,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

萧统所编《文选》载诸篇序共 70篇 ,其中以史辞为序者 10篇。这类序言 ,盖皆源于史书 ,作者别集编纂者或一些总集编纂者在编集时一并录入 ,可惜这些集子现已亡佚。从《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 。

《清文献通考·集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四库全书总目》,这一点迄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四库全书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集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集部经籍考》保留了一部分《四库全书总目》禁毁清人文集之前所著录的书目。《集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多种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从史部义例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史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史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王引之《经义述闻》辨正二则

高邮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和校勘的优秀作品,其中许多意见成为定谳,对后世影响极大。《经义述闻》卷十七"子臧之及"条,为后代学者所信从。从《左传》传文与"君子曰"的区别出发,结合相关文脉,可认为王氏之说不可信从,而当从《左传》原文作"子臧之服"。卷十九"棠尹尚"条,王氏认为《左传》"棠君尚"误,通过结合《左传》及出土文献所载的楚国官制,可认为:王氏之说误,当从《左传》读为"棠君尚"。

宋代闽北音注与闽北方言

经籍中的音注材料不但是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而且对方音史研究方言也大有裨益,尤为珍贵。梳理宋代闽北蔡沈、熊刚大的音注材料,可以发现若干宋代闽北方言语音现象,将其与现代闽北方言进行比较,亦可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辨误二则

严绍璗先生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所著录《钜宋广韵》五卷非其提要所称徐乃昌旧藏,乃将上海图书馆所藏误作此本。又著录《宛陵先生文集》为"内野五郎家藏本",不确。原藏家名应为"内野五郎三",是为岛田翰旧藏,后归内野氏皎亭文库,1936年售与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此残宋本从日本流返中国,为藏书家陈澄中收得,1980年由陈氏后人捐献给上海图书馆永久收藏。

从《隋志》集部与《汉志》诗赋略之比较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次将文学文献单独著录,其作为文学目录的肇始,对之后文学目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其中集部与经、史、子部的并立为文学文献的独立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汉志》诗赋略与《隋志》集部在文学史叙述、文体收录和分类标准上的不同,恰与自汉以降至有唐一代之文学观、文体观和文学史观的发展演变相呼应。这三方面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文学观念的演变。

科举制视角下的《旧唐书》“经籍”“艺文”观考辨

“艺文”的语义具有时代性。在自汉以后的长期使用中,“艺文”的概括性意义发生了语义偏移,从汉时的偏指于“艺”变为唐时的偏指于“文”。该用法在唐初至于五代的高频使用中进一步固化。“艺文”一词由偏指于“艺”到偏指于“文”的这一变化,导致了在重新尊崇经学、批判浮华文风、改革进士科的唐末五代文化政策背景下,《旧唐书》编纂者弃“艺文”而用“经籍”命名其志书。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从古典文献入手试论古代中医的发展变化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并在以后持续不断的发展,我们通过古书记载便可以看出其大致发展历程。《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六部分类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四部分类目录,奠定了四分法的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是集大成之作,任何一本书的产生都尤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这两本书中都收集有涉及中医的书目,通过其中所收录的书目及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体现我国中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