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束”“扫树”“笤帚[·fu]”后字考

方言词典、方志所记“炊帚”“扫帚”“笤帚”类词语的后字“帚[·fu]”“束”以及“树”应为指称高粱之“秫”。[fu][t█u]并无音变关系,所涉方言的[f]对应北京话的[█];高粱莛及其穗是制作炊帚、扫帚、笤帚的主要材料,“炊秫”“扫秫”的构词模式[功用+材料]以及“苕秫”的构词模式[类名+材料]正体现了这一点。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司马相如“喻难”文的政治史价值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被任昉的《文章缘起》立为"喻难"体,萧统《文选》将"喻难"文本具录于"檄"类。"喻难"价值在于:作者用文学的手段,饱含浓烈的乡情,在文化史上首次从君权的抵达、贡赋的上输、人力的征调等层次深刻地反映了道路与政治的多维关系;它们是在民主政治习见、而在下行文以官僚为下限对象的专制政治时代仅见的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功说理文;作者在撮括前代观念基础上,以纵横家为理论底色,以雄主强汉为背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非常"政治的新鲜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多重而独特的政治史价值。

鱼凫时代是古蜀社会转型期

古蜀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几个王朝,其中鱼凫时代位居第三。古蜀各王朝传说信息条数分别为4、0、3、11、14,鱼凫时代是一界线。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古蜀历时三、四千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相合。前三代历时约1500年,后两代历时仅500年,故鱼凫与杜宇之间并不衔接,中间且有上千年的空白。据《山海经》知,鱼凫族实受颛顼族迫害而逃亡。从地名线索得知,此族沿岷江南下,再沿长江东至鄂西。由此可见鱼凫时代为古蜀社会转型期。

唐代窦氏《述书赋注》的体例创新与著作成就

窦蒙、窦臮兄弟是代北鲜卑文化传统在中唐承续的代表人物,他们合力完成的《述书赋注》是唐代书学的扛鼎之作之一。在汉族文人书家辈出、书法实践与书学理论高度繁荣的唐代,这样一部辞藻雄赡、理论精深,并有体例创新的书论巨著出自于鲜卑后裔之手,既是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窦氏的书法传统与时代文化共同孕育的成果。细绎《述书赋注》的文本结构,是由《述书赋》、注、《字格》和《题述书赋后》四个部分组成,其在东汉以来的传统书学著作中,产生了一个创新的著作体例,由此推动书学著作成就的创新。具体来说,赋与注的结合,造就了一部汉唐间规模最大的周秦书家传记体书学史巨著;引史注法入于赋注,造就了第一部史注体书学史巨著;《字格》的产生,又造就了第一部具有传统书学概念体系建构意义的书学论著。《述书赋注》的产生,是对汉唐间文化与学术传统的遵循和发扬,是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在唐代、在书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直斋书录解题》校例三种研究

缪荃孙《书录解题考证》久已失传。该书多源于卢文弨《群书校正》。卢氏《新订书录解题》久为学者所关注,为上古本整理本重要校本。经比对,《群书校正》中有40多条校记详于上古本所出卢校,160多条为上古本所无,这些校记或为考证异同,或为总结大例,价值重大而尚未被关注。同时,傅增湘的《书录解题校记》有数百条也可补上古本卢校的不足。本文探讨了上述文献的价值与关系,对于《书录解题》及卢文弨等学者的研究,都极具意义。

鱼凫新论

鱼凫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代蜀王,由于相关文献的缺省,有关鱼凫的原型或概念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从历史语言角度缀合图腾文化,或牵连《山海经》神话故事的人类起源说,都不足以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依据生活常识,并切合历史阶段性特征、族群迁移整合的区域发展。藉此得出认识,鱼凫的本义应该指鱼老鸹之类的捕鱼鸟,鱼凫氏或鱼凫王即指以捕鱼为生的鱼凫族,鱼凫族生活的时代正值渔猎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变的时代,标志着川西原始聚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社会的转型时代。

从《隋志》集部与《汉志》诗赋略之比较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次将文学文献单独著录,其作为文学目录的肇始,对之后文学目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其中集部与经、史、子部的并立为文学文献的独立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汉志》诗赋略与《隋志》集部在文学史叙述、文体收录和分类标准上的不同,恰与自汉以降至有唐一代之文学观、文体观和文学史观的发展演变相呼应。这三方面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文学观念的演变。

《四库》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校勘探微

元汪克宽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是后世研究胡安国《春秋传》及《春秋》学的重要著作,其以胡氏为宗,兼采诸家传注之长,疏于其下,为后学所重。此书今存版本可知者有二,最早的版本为元至正八年(1348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其次为《四库全书》本,其中《四库》本源于元建安本,但《四库》本对元建安本有校改,二本异文颇多。《四库》本改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因素,且讹误颇多,远逊于底本,多被后世诟病,但亦有校正底本之功,故不可忽视《四库》本的校勘价值。

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明文海》赋类作品考论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的《明文海》所收“赋类作品”,无论在底本选择、卷数形式、篇章顺序还是文字内容上皆存在不少差异。这两个版本的特色及其背后的原因不仅由“抄写习惯”导致,也与二者的检校程序、四库馆臣的文学观念有密切联系,同时反映了馆臣在政治影响下对文字的把控与有意删改。

论《平复帖》与吴人书法

故宫博物院藏西晋陆机《平复帖》,是著名的传世法书巨迹,关于其书体,宋代以来即众说纷纭,至今尚无统一结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吴人书法”在书史体系构建中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三国时期,江南形成了与中原风格差异较大的吴人书法,其特点是用笔古拙受行书影响较小。东吴灭亡后,吴人书法家出现了改学中原新书风的潮流,但从《南史》和唐代窦臮《述书赋》所收录吴人书法家作品的品题,可以发现,直到南朝初年,吴人古拙保守的书风仍在延续。吴人书法的视野,为理解《平复帖》书体问题及书写年代,都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