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化和制度的建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汉初,叔孙通定朝仪和宗庙之礼,凸显皇帝的尊贵;陆贾尚仁义之治,贾谊设计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皇权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也为"礼治"思想治国方略由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奠定了基础。

叔孙通制朝礼新探

楚汉战争结束,刘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可是汉初功臣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叔孙通适时提出制定朝礼,提出了"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的原则,因经典缺失给继承古礼带来了困难,叔孙通通过征招保留周礼的鲁生参加制礼,使古礼因素得以挖掘。

叔孙通儒学实践批判之批判

作为一名儒者,叔孙通深谋远虑,因利乘便,与时俱进,行事委婉,终为汉家重用。但人们对其儒学实践颇有微词。其实,叔孙通成功的儒学实践正是先秦以来儒家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结果,它促成了儒家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并为儒学从私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践经验。

论叔孙通的礼治实践及其影响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通过制定朝仪及宗庙礼法等制度,推动西汉礼治,既使汉初朝堂君臣等级分明,又使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弘扬,为后世帝王进行礼治建设提供典范。由于叔孙通的礼治实践,汉初统治者改变了对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大量儒生因此入朝为官,改变了西汉的官僚结构。随着儒学与汉初政治联系的加强,儒士的独立人格开始走向退化。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不管是对汉初的政治统治,还是对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论叔孙通制礼作乐兼采楚俗

叔孙通制礼作乐大抵皆袭秦制,但自称"知时变"的他对习楚俗、乐楚声的刘邦不免会有所迁就,楚风楚俗因而大量融入了汉初礼乐制度。在汉初礼仪中可以显见楚人尚东、尚赤之习的影响,楚地旧祠的司命、东君、云中君等神祗皆被纳入了汉初的国家祭祀系统,楚声楚调也从荆蛮之地堂皇地进入了汉室正堂,与雅乐并见于汉初的宗庙乐章之中。

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

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叔孙通制礼再评析——以与同时期儒生的联合考察为中心

《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涉及的儒者群体主要有博士诸儒生、叔孙通之弟子及鲁生。他们在汉初儒学不受重视、武功之臣当用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不愿妥协于现实政治和官场的人群,成为了秉持先秦儒家传统的、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亦即“纯儒”;为谋官职、利益而投身政治、迎合政治需求的人群,便成为官僚化、利禄化的儒生。叔孙通由于深受齐鲁文化滋养,其儒学素养、功底、基础都是十分扎实的,其儒者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其以仕宦原则事汉,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而其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初社会历史现实与文献典籍的缺失造成的。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论叔孙通儒学入仕实践的意义——兼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

叔孙通在坚持儒者身份的前提下,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进行儒学入世实践。这种实践主要体现在制礼著书以尊王扬礼,教化儒生及荐生为官等活动,是从制作典章制度到建设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儒学入仕实践,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联系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肯定,以及司马迁自身的儒学实践,可以看出,相比儒经传授,司马迁更注重儒学入仕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功用,其政治哲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夏孙桐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医家类提要的编订首要归功于其主要撰写者夏孙桐(1857—1942年),但学术界鲜少探讨夏氏对此部分提要产生的具体影响与贡献。通过多维度、多角度地分析,探究夏孙桐的自身素养、学术交谊与工作态度,可以得知,作为主要撰稿人,夏氏在工作经历中积累的丰富修书经验、自身具有的深厚目录学和医学素养,均使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获得不菲的后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