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古文尚书撰异》引书考论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在训诂《尚书》时广征博引,或发扬优长,或探讨争议,或贬斥妄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与训诂学价值。经梳栉,其引书内容极为丰富,时间上统贯汉代至清代,既裒辑众家,又兼备经史子集。对《古文尚书撰异》所征引文献的整理,不仅反映出其为学之笃实,更可以进一步揭示其治《尚书》之学术倾向。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唐书志传》“按鉴演义”考辨

《唐书志传》是采用"按鉴演义"的方式编撰的,但它并非简单抄缀补辑史籍而成,实际上融入了编写者大量的创造性劳动:依《资治通鉴纲目》编年,摘录原文,同时通过剪裁史料,重新组织故事情节,并对史籍语言作润色、修饰,增强艺术感染力;在《资治通鉴纲目》叙事基础上,铺陈敷演,生发想象。以《唐书志传》为代表的这类"按鉴演义"历史小说借鉴、吸收史籍艺术营养,推动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陈寿祺生平及著述考

陈寿祺是清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学通汉、宋,世称“通儒”,因其早年学历、交游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辑佚方面尤为突出。考证陈寿祺生平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学风衍变的基本过程,并且简略地考释了《尚书大传》、《五经异义》、《三家诗遗说考》等其在辑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董仲舒与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建构

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体系化的思想。秦王朝统一中国前夕编撰的《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原则,综合道家、阴阳家等建构起了一个天道论体系。秦汉初期,儒家学派虽然遭到"焚书坑儒"的打击而退居民间,但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经典注解之作,崇奉孔子"作新王"为万世立法,建构起了一个以儒为本兼融各家的王道论体系。董仲舒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天道论、王道论体系合而为一,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帛书《易传》成书问题新探

帛书《易传》整体形成在秦代《挟书律》施行之前,帛书《易传》的散乱期和《挟书律》的施行期基本重合,帛书的整理期在《挟书律》废除到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帛本《易传》中《说卦》前三章的归属问题,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先后关系问题,帛书《易传》的成书时间问题,都可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蔡沈的《书经集传》是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其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和释义方式多样。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将训诂与义理有机结合,既博采众说、从善存异,也疑古创新、融会贯通,不主一家,对于疑难问题采取存疑,勇于纠正前人之误,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成就。当然,在词义训释和句读等方面也有一些失误,但与其成就相比,仍是瑕不掩瑜。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高力士若干事迹考证

高力士是唐代历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且甚为知名的人物。在他七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中,既有少年和晚年刻骨铭心的痛苦,也有青壮年时权倾朝野的辉煌。当今出版的辞书和学者所撰文章,把高力士的生年定为公元684年者非常多,但是,这一说法很不准确。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唐书.高力士传》中记述,高力士逝世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时年七十九岁。根据《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力士)墓志铭并序》中高力士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八日终于朗州龙兴寺,逝世时七十三岁记载,确定高力士的生年应为公元690年。

苏东坡《书传》儒学仁德三辩——苏东坡“海南三书”论之一

苏东坡《书传》的仁德思想,借助对申、韩、老、庄的批评,主张怀仁义且积学而成仁义;责韩愈治儒学论理不精,甚至有所背离,以维护儒学道术,可见东坡也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批俗儒对召公之言的误解,揭示召公之意,以申明孔儒之德。从而可以理解苏东坡在社会治理上提出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是他儒学思想在社会改革上的运用。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谈京房解《易》的一段佚文

《汉书·五行志》引用了一段京房《易传》佚文 ,清王保训所辑《京氏易》也收录了这段文字 ,但分列两处 ,且结尾处比《汉书》多 53字。本文认为这段文字原本应在一处 ,且王氏所辑末 53字出自班固 ,而非京氏。此外 ,这段文字很可能不像《汉书》及《京氏易》所说的出自《易传》。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考论

《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八十余种,颇为繁富,其中原书大部分已失传,赖《春秋谷梁传注疏》保存一二,故其保存文献之功极大。《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也极有特点,如三礼方面的书籍所占比例大、所引书名篇名不一、会通《春秋》三传、所引材料与现存文献的差异以及包容唯心主义色彩较浓的纬书等,这些需要辩证地分析和研究。

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探析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扬州学派仪征刘氏家族历经几代而未竟的学术名著。通过对其编撰背景、过程的分析,说明该书是清代学者尊崇经典、回归汉学学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该书两大主要内容——旧注和疏证的归纳分析,概括其特点分别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广考博征、精审独到;通过以上分析揭示该书的价值不但在于进一步疏通了《左传》文意,而且在辑录和疏证旧注的过程中,梳理了《左传》学史。

《广雅疏证》“语之转”研究

从术语、功能两方面对《广雅疏证》"语之转"问题进行穷尽式定量定性研究,认为"语之转"主要指声韵关系中的声同、声近。作用有两点,一是贯通异形词,一是疏通传注文献。

伪书之争与教育史研究的文献学基础

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概述了中国伪书的辨别方法,并以《子夏易传》和《古文尚书》两个伪书公案为例, 说明伪书本身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教育史研究方面的参鉴意义,故而不可一概而废。因此,关注伪书的问题,有助于强化教育史学科的文献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