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鲁迅小说《在酒楼上》漫画改编研究

在新媒体语境下,对鲁迅小说与相关图像改编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往对鲁迅小说图像改编的研究,较多从宏观角度对史料进行梳理,疏于对图像艺术进行详细阐释,自然对于文本与画作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在论述中不免具有浮泛性和片面性的缺点。以鲁迅小说《在酒楼上》漫画改编为研究视角,将小说置于漫画的创作语境下进行全新思考,将文本与图像进行互照,从改编文本和构图艺术等角度分析改编作品的艺术特点,研究图像所具有的独特精神内蕴,挖掘不同图像改编所体现出的美学特征。

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述而不作”非孔子编辑思想——兼论目前编辑学界的误读及原因

"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对先圣之道的基本态度,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其所指并非孔子的编辑思想,故目前国内编辑学界将之视为夫子编辑思想实为误读。编辑学界产生误读的原因至少有三:坚信孔子乃"六经"编辑者,对"述而不作"本义理解有误,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误读传统的延续。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文献整理学术传统对古籍数字化的参照价值(之二)——以“述而不作”为例

"述而不作"本是孔子继承往圣、不改王道之业的政治主张,但其推行方式主要依赖于整理文献和兴办教育,因此,逐渐从一种政治理想演变为文献整理的学术传统,其核心思想就是尊重历史原貌、信守典籍原文、遵从作者原义。"述而不作"的文献整理原则对当今古籍数字化的学术定位和学术规范的建立仍有指导意义,即古籍数字化本质上是古籍整理在数字环境下的发展和延续,通过建立相应的操作程序规范、技术标准规范、内容质量规范,可保障数字化之后的古籍以原貌、原文、原义呈现给读者,为学术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信息。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

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

从情辞关系看《采菽堂古诗选》的诗学思想

《采菽堂古诗选》是清初诗论家陈祚明评选的先唐古诗选本,其理论核心是情辞的相互关系。陈祚明认为好诗当以情为主、情辞兼备。他所崇尚的"情"是能同化他者的普遍之情、同有之情,且当以含蓄宛转笔法出之。他认为虽人人皆有情,但唯有"心敏""笔快"之天才,方能道出同有之情。他着重关注诗歌的语言,主张"择辞而归雅"。其"雅"主要就语言形式而言,与儒家诗教所强调的思想内容无涉。文质之辨、质华之辨,皆归于雅。陈祚明的诗学思想源于刘勰,针对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的弊端采取了折衷调和的策略,目的是使学诗者走上"诗工"之路。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两广盐利疏》考

《两广盐利疏》出现时间当在正德十一年三月至六月之间,其作者并非黄佐,而是两广总督陈金。该疏名称本为《复旧规以益军饷疏》,广为人知的《两广盐利疏》之名是后来的收录者所加,并未体现该疏主旨。该疏以恢复秦纮旧规为名,实则是选择秦纮旧规和解冕、林廷选"新议"中最有利于增加两广总督府盐利收益的制度因素,参以己意形成的"新规",核心要求是恢复私盐"自首"制度,以增加军饷。该疏在陈金奏准施行后不到一年,就因有损朝廷盐利被户部署郎中丁致祥奏革,但最迟在万历年间又被变相恢复。

陶澍和“湘军三杰”

陶澍和被称为“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关系十分密切 ,并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 ,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 ,没有陶澍 ,就没有“湘军三杰” ;也可以说 ,“湘军三杰”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左宗棠对陶澍经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陶澍和左宗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而且关系密切,由"总督布衣之交"结为儿女亲家。他们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经世致用、吏治行政、兴利除弊、用人育才、反对侵略等许多方面,有一致的思想与行动。陶澍非常器重左宗棠,并以后事相托;左宗棠对陶澍非常尊敬,并继承了陶澍的思想、发展了陶澍的事业。

林纾的《左传》文学研究与历史意识

林纾不仅是古文家和翻译家,他也是史学家。林纾具有丰富的传记文学创作成就和具体的历史科学研究思想。林纾深谙中国史学的真谛。林纾的自传,以别号寓历史意识,巧构心灵史,记事与记言相统一。在林纾的一生中,他对《左传》用功最多,并著有该领域专书两种。《左传》是林纾史学研究的基本点,其传记文学由之而生长,其历史思想由之而发展。林纾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历史著作主要应采用叙事性的文体,而哲学著作主要应采用议论性的文体。第二,历史著作必须真实地记录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已经发出的言论,而文学的诸多体裁则侧重于虚构。第三,研读历史著作方法主要应是个案性的解剖与深入。

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探析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扬州学派仪征刘氏家族历经几代而未竟的学术名著。通过对其编撰背景、过程的分析,说明该书是清代学者尊崇经典、回归汉学学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该书两大主要内容——旧注和疏证的归纳分析,概括其特点分别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广考博征、精审独到;通过以上分析揭示该书的价值不但在于进一步疏通了《左传》文意,而且在辑录和疏证旧注的过程中,梳理了《左传》学史。

左思《蜀都赋》的创作观及资料来源初探

左思,既非蜀人,又未曾涉足蜀地,其《蜀都赋》却成就了"洛阳纸贵"的千古文章盛事。从史料中还原左思潜心十年的写作情形,结合历来评论,考辩他重本实的创作观。进而以文本为依据探讨左思既从史书方志、前人诗赋作品,以及寻访人物等广泛的资料来源。

《惊座新书》与“二拍”的本事

经过几代学人的辛勤稽考,"二拍"的本事大多已找到来源。我们从王兆云的《惊座新书》中新发现几篇本事。这对于研究凌濛初的小说创作及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书〉经表》补

《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统计《左传》引《书》有很多的疏漏。详细了解《左传》引《书》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左传》、深入理解《左传》的思想内涵。

秦“输作”相关问题研究——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中心

“输作”在简文中亦被称为“输”或“论输某处作”,是秦王朝通常配合“完城旦舂”等刑罚所使用的一种处罚方式。其惩罚特征有二:其一是远距离调动,异地服刑;其二是到达目的地后的“苦作”,且不得赦免。“输作”主要针对那些对秦王朝统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如主张合纵反秦者、反秦活动的参加者以及挑战统治秩序的“悍”者。据现有资料已知的“输”目的地有巴蜀以及设置在洞庭“难亡”之处的一些“恒迁所”。管理方面,在连坐的基础上实行购赏制度,鼓励互相监视与告发。

论“周礼在鲁”的二元界定

考察《左传》,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是在"观书于太史氏"之后,有感于鲁国较好地保存了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而并非看到了鲁国守礼的事实。事实上,春秋时期鲁国周礼的崩坏情况比大多数国家都严重,周礼亦不在鲁。是以,"周礼在鲁"之论成立的条件应予以二元界定:一指春秋之时鲁国对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的妥善保存情况,其实质是"礼书在鲁;"或指春秋之后礼学在鲁国的兴起情况,其实质是"礼学在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