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

要准确地解读一部长篇小说,首先必须弄清楚它成书的时代背景,否则,一切评论都只能是雾里看花,难以切中肯綮。《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是一个悬案,通行的意见是元末明初,然终无坚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推论而已。本文不同意此说,认为:一、嘉靖前没有人知道有《水浒传》其书;二、《水浒传》所描写土兵是正德以后的情状;三、《水浒传》写人们交易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正统(1436-1449)之前,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之后;四、《水浒传》描写的腰刀是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而凌振使用的子母炮,则是正德末才出现的新式火炮。综上所举的外证和内证,可以证实《水浒传》决不可能写于明初,只能是在嘉靖初年。

《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

校勘《金瓶梅》所引用的《水浒传》文字,举例,以说明该《水浒传》大约是何 种版本,并为探讨《金瓶梅》创作年代提供一个旁证。

《水浒传》中的“血腥描写”及其文化阐释

《水浒传》中包括食人、虐杀与滥杀等"血腥描写",既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又是上古文化传统的产物,同时是当时小说写人艺术由"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之幼稚与蒙昧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进阶。读者只有以历史与美学的观点,对《水浒传》主旨、总体构思及叙事写人艺术作全面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这些"血腥描写"产生历史的同情与审美的接受。至于某些人以《水浒传》"血腥描写"是"宣扬暴力"的指责,则是非文学或不善读书及杞人忧天的批评。《水浒传》通过有关描写已表示了对"血腥"行为的否定。当前,《水浒传》阅读与传播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需出现与时俱进的关于《水浒传》乃至其他古典小说的研究与批评,以扶正纠谬,探幽烛隐,引导构建名著阅读与传播"新常态"。

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翻译审美再现研究——以罗慕士、赛珍珠的汉语典籍英译为例

文章从布迪厄提出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和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审美再现差异形成的三大外部因素,即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和翻译消费者。研究发现,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并不纯粹是译者的个人选择,更多地取决于翻译场域中上述三者对其的制约和影响。译者为获得和维护他所追求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必须充分考虑上述主体的"利益"或期待。

论《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中的女英雄形象

《水浒传》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男英雄,但是其中的女英雄形象却不尽如人意;而《水浒后传》《后水浒传》和《荡寇志》等续书中的女英雄形象则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水浒传》。其中,《水浒后传》中的顾大嫂在外貌、性格、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水浒传》中有所不同;《后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可爱的、充满女性色彩的女英雄屠俏;《荡寇志》则塑造了以陈丽卿、刘慧娘为首的一系列女英雄形象。

《水浒传》两译本的翻译策略

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建立起源语文本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文章主要通过具体的翻译例子,对比分析了赛珍珠和沙博理两个《水浒传》英译本对书名、章回标题和俗语等的处理,探讨了译者间的策略异同。

《后水浒传》的多重价值

《后水浒传》是《水浒传》的续书之一,是在《水浒传》之后产生的又一部歌颂草莽豪杰的英雄故事作品。小说写宋江等人死后转世托生为杨幺等人,发动了洞庭湖农民起义,继承和发展了水浒的事业。他们提出了"均贫畗""平等"等思想,反对招安、外族入侵。小说塑造了杨幺的杰出形象,以续书形式反映了明末清初的市民心理。

运河文化背景与《水浒传》的创作

元代山东境内的济宁至东平、东平至临清运河的开通,把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起来。梁山泊周围盛传着水浒英雄的故事,濒临梁山泊的东平是元杂剧“水浒戏”的发祥地。罗贯中原籍东平,对水浒故事特别熟悉;后来沿运河南下,寓居杭州,仍不辍收集水浒故事素材,最后为《水浒传》成书展示了自己的创作天才。

施耐庵祖籍的再认识

从史料文物、方言俗语、作家作品统一性到山川地域灵气等几个方面都可以帮助研究者确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

近二十年《水浒传》批评综述

最近20年是《水浒传》批评成果很多、成绩很大的时期。其主要原因,一是思想解放的潮流溶解了冰封的学术大地,“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二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本文从“拨乱反正”、“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阐释的热点”等方面,对20年来《水浒传》批评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性总结,认为近20年《水浒传》批评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并处于徘徊状态。

20世纪《水浒传》研究方法的回顾与检讨

20世纪《水浒传》研究方法的递嬗演变,可以说走过了一个从多元拓进,到一元独尊,再到理性自觉、多元并驰的曲折历程。本文对这一历程进行了评述,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并对未来《水浒传》研究方法如何突破与超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论《水浒传》开篇神奇怪异故事之功能

明清长篇小说中有一个很普遍的奇特现象,这就是往往以神奇怪异的故事开端。纵观此类作品,大体有三种模式。而《水浒传》作为章回小说的发轫之作更具有典型意义,其开篇的神奇怪异故事,功能不再仅仅是“入话”或引子,而是与整部作品融为一体,起着统摄全篇、表现主题、为人物辩护、解释的作用,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叙事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楼梦》的艺术构思。

论《水浒传》“义气”文化的意义

《水浒传》是对“义气”文化的最好诠释。小说生动地表现了“替天行道”是“义”的根据、“济困扶危”“仗义疏财”是我们民族“义气”的基本内容、发现并尊重人才是“义”的最高表现形式,而且“义”还是团结人教育人的力量。

《水浒传》中的文化词及其翻译

文化词指暗含有某有文化信息的词,在译入语中很难找到与原语在结构和内容上完全对应的文化词。以赛珍珠英译《水浒传》为例,阐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处理这些文化词的。

《水浒传》中的江湖与江湖文化

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水浒文化不仅具有江湖文化流动性、欺骗性、秘密性和反社会性等一般性质,而且,由于《水浒传》中所塑造的江湖人是具有一定人生价值追求的强者,它在江湖文化的体现上就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江湖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杂糅传统文化中与墨家文化有关的侠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忠义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种杂文化倾向。

鲁达慈悲情怀辨考——《水浒》人伦和谐之一

一部《水浒》把108将性格写尽。其中的鲁达是个任性率直的卤莽人,既助人救人,又杀人放火,但作者却安排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终找到一个较完好的生命归宿。鲁达这样的仗义英雄,禅杖打尽不平路,戒刀刺向对垒人,虽五台山出家,却又不像出家人性格,除了“戒淫欲”外,杀生、偷盗、嗔怒、恶口样样没禁,却能立地成佛,这完全因为他有一腔撼天动地的慈悲胸怀,并且童心无忌。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石昌渝近年来发表系列考据文章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一些学者撰文提出质疑和反证。本文从终结这场论争的立场出发,在对石氏立论证据土兵、银子、子母炮及腰刀逐一证伪的基础上,从学术思维和文学史脉的双重背景上,论证即使以学术假说视之,石氏是说亦不能成立,进而提出了“《水浒传》成书于元代中叶”这一虽未经证实、但却有较大合理性的学术假说。

论《水浒传》题材及价值内涵的多元性

对豪侠的热情洋溢的赞美、对绿林好汉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对社会政治的尖锐批判共同构成《水浒传》的主要内容。三者之间自然有衔接和统一之处,但也存在不能衔接和统一之处。本文就其产生原因和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做了具体分析,以期有助于深入解读和完整把握《水浒传》这部小说名著。

论《水浒传》思想的墨学渊源

《水浒传》忠义观所蕴含的社会理想与墨学有相通之处,一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与墨家的“兼爱”;二是向往“快活”与墨家的“喜利恶害”;三是“以贤为能,纪律严明”与墨家尚贤、尚同;四是“替天行道”与墨家天志。但水泊梁山作为古代中国乌托邦的一种形式,同墨家兼爱社会一样都是虚幻的,在封建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只能在被八百里水泊隔开的孤岛中暂时地有限地存在。

无据推理何时休——《水浒传》“农民起义”性质之再商榷

《水浒传》关于“农民起义”的说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来的,那是一个为迎合社会需要、对作品未作深入研究、只是一种无据推理、架空分析的结果,是一张空洞的政治标签,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中国学术研究界和古代文学史教材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时至今日,就连新出版的权威的文学史教材仍然沿袭使用这种口号式的判断,这不仅违背了大学教材要有探索性和创新精神的原则,而且与当前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方针也不相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