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旧有开元二十九年(741)说与天宝八载(749)说,前者误将洛阳积善坊、北邙山的两处玄元皇帝庙混为一处;后者所依据的“五圣”一词,本是唐代公文中的习语,并不具备严格的时间效力。根据诗中“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的历史本事,并结合杜甫参加洛阳府试的经历,此诗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初冬。另外,《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次在近体诗的首章,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这一新的时间定位下,我们也可以站在旧有“讽颂”视野之外,看到杜甫早年对政治事业的期盼向往之情。

《吕氏春秋》及其君臣治国之道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由秦国宰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精心编写的一部政治思想书籍。该书融合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果,对先秦百家思想广采博收。本文分析了《吕氏春秋》的成书背景、编纂宗旨和意图,介绍了《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八览、六论内容,并对《吕氏春秋》的君臣治国之道进行了探讨。

从《帝国宪法义解》看伊藤博文的宪政思想--以其国体观和政体观为中心

伊藤博文在对明治宪法的解释过程中一直秉承语言表述和实际操作的双重性原则。一方面,伊藤博文在语言表述上提出天皇无限权威和承认天皇统治大权完整不可分割,但强调这种大权并非属于个人私有,而是基于皇统延续和国家元首之地位;另一方面,伊藤博文在实际操作中重视天皇统治大权立宪主义的运用,指出其统治大权并非绝对无限不受任何限制,即统治大权由各机构代行,终究要受宪法制约,从而实现天皇自我约束。伊藤博文的宪政思想可归纳为两方面,一为“体”,所谓“体”是指基于皇权神授理念,体现天皇主权思想的日本君权主义的国体;二为“用”,是指基于人体机能理论,以天皇主权为核心,体现多元机构分立思想的立宪主义的政体。国体决定政体,以天皇大权为基础构建分立的、相互制约的多元机构。政体体现和反映国体,分立的多元机构的权力源于天皇,并直接对天皇负责。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韵文述史 审视百代——论清高宗的咏史《全韵诗》

《全韵诗》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咏史的系列诗作,以106首诗占用全部诗韵,获取宏博周全的形式效果,其内容起自唐尧,直通本朝,评述历代君主事迹,反映了清高宗的历史政治观,体现了他意欲通过评论帝王政治和通论历史演变,为清朝后代统治者提供保守基业的经验与教训。《全韵诗》实际上是一部韵文的史籍,在清高宗进行的文化总结、思想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值得予以重视和研究。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

藏本《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考

藏本《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早于《四部丛刊》的顾氏仿宋刻本,有着很高的版本及语料价值。其音注内容来源不一,在属性和类型上具有多样性特点。音释中反映出的语音现象基本上符合通语演变规律,明显带有中古音中晚期的特征。

雍正朝河政述论

通过对雍正朝黄河水患、河官队伍整饬、河工经费支出和工程建设的研究,以及对职官设置、修防条例、考成保固等河工制度建设的探讨,对雍正朝河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其历史局限。

《水经注》中黄帝桥山考

据文献记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位于何处?与今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之桥山黄帝陵是何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用以北魏《水经注》为代表的早期文献和实物材料相结合的方法论证,推测出《水经注》中的黄帝葬地桥山泛指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部的白于山。至于唐代南迁到今子午岭东南麓之延安市黄陵县,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长期战乱。

汉武帝时期教育与考选对《春秋》公羊学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教育与考选制度对此期《春秋》公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公羊学的大兴,而且改造了《公羊春秋》的释解思想和体式,形成了《公羊春秋》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原则。释解方式则由字句走向比类事例。

论《吕氏春秋》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的一部重要理论典籍,对于它的性质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自然影响到对它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对《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历史地位的判断,既要尊重历史记载和叙述,更要关注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全书的内容。《吕氏春秋》是一部关于统一政治文化的理论著作,是一部对君主进行政治文化教育的教科书,是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先声。

《易經通注》之帝王學特色

《易經通注》作爲清廷第一部帝王學《易》學的教科書,並惟朱子學是從。然而當其"道統"與"治統"融爲一體於致用之時,卻不無與朱子《易》學理論和哲學立場有所出入、異同互存、貌同實異之處。如《通注》對"天人"、對"法天"思想的强調、對君臣關係與君民關係以及"中正"觀念的詮釋,都與朱子《易》學有所牴觸,此實爲彰顯帝王學《易》學的旨趣所致。本文僅限於《通注》"元"的概念處理"法天"思想所蘊涵的哲學義涵。本文將帝王學分爲"爲己之學"型與"爲人之學"型,進而扣緊帝王學與道統論的關係,分析《易經通注》帝王學《易》學的核心特徵,並與朱子《易》學較其異同,依此凸顯《通注》帝王學《易》學對儒家道統觀的關係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