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集传》作者陈大猷籍里及学派归属考论

宋代《尚书》学史上有两个陈大猷,一为东阳人,一为都昌人,自元代开始二人书名、籍里学界常混淆莫辨。今详考《书集传》内容与历代记述资料,参以东阳诸派《陈氏宗谱》、都昌《义门陈氏宗谱》有关陈大猷生平资料的记载,定《书集传》、《书集传或问》作者为东阳陈大猷。四库馆臣定陈大猷学出于杨简,蔡根祥归其于《晦翁尚书学案》。检核《书集传》,从《书集传》全书体例、引书情况、著述宗旨、经学思想等方面来看,陈大猷《书》学基本上没有"心学"印迹,林之奇、吕祖谦、朱子对其有较大多影响,其学术思想所受影响是复杂的。

学术与政治的交织——明初《书传会选》的纂修及其影响

明太祖对《尚书》的关注,对《蔡传》的持续批评,是纂修《书传会选》的直接动因。《会选》修订《蔡传》,强调文本的普及性特征,凸显出当时重要的治国理念和社会问题,与修纂的官方性质、修纂者的主观思想以及修纂时代的政治风气息息相关。纂修者希望兼顾纠正《蔡传》的学术目的和宣传经典的社会效益,但《会选》在文本普及和学术批判上都未能获得成功。明中期以后,偶有祝允明、顾炎武及四库馆臣推尊《会选》。不过,这种推尊并未直面《会选》的主体性价值,而是将《会选》当作《蔡传》《书传大全》乃至整个明代学术的对立面,成为批判明代学术、政治的一个支点。

蔡沈《书集传》的伦理思想及其对程朱的推进

蔡沈《书集传》从道德主体的人格、道德实践的模式以及道德生活的视域三个方面对程朱的伦理思想进行推进。蔡沈《书集传》严格区分了圣人与贤人两种最高的道德主体人格,认为两者不可贯通,但主张成为贤人比成为圣人更能体现人的崇高性。蔡沈《书集传》区分随顺与持敬两种道德实践模式,认为前者包含后者,前者是圣人的专利,后者则属于贤人。蔡沈亦将随顺从被动的应物状态改造为主动的道德行为,使得程朱伦理思想的自律性得以突显。蔡沈《书集传》还通过构建出德性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交互结构,揭示了德性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使得程朱的理学思想在政治领域得以进一步完善。

蔡沈《书集传》对“伊尹放太甲”的解读与开展——基于人性论与道统论的考察

传统《尚书》学对“伊尹放太甲”的解读有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体现出政治与德性的张力。蔡沈《书集传》从人性论与道统论的视角考察“伊尹放太甲”,调和了政治与德性张力。在人性论方面,蔡沈开展出圣人可学而近之而不可至之的观点,认为成为贤人比成为圣人更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并且,蔡沈亦力求将贤人投入到政治实践之中。在道统论方面,蔡沈将道统与政统交融合一,将“革命”论视为道统传承的新形式。此外,蔡沈亦开展出“一德”论,使得“伊尹放太甲”成为道统传承的重要环节,从而完善了朱熹提出的道统体系。

东阳陈大猷《书集传》学术价值谫议

东阳陈大猷《书集传》学界误以为亡佚,但实有元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卷帙略有残缺。《书集传》训诂倡一字多训,重上下文语境,在大倡义理解经的宋代,是少有的重视训诂的笃实之作。提倡以经说经,解经中融入天即理、天理人欲之辨,倡诚敬之修养论,是以理学解经的典型著述。《书集传》引用大量时贤《尚书》材料,具有很高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