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宪政活动中顺直谘议局的稳定性

与其他谘议局相比,顺直谘议局在清末筹备立宪活动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健性.它坚持严格遵守<谘议局章程>,虽然与行政官厅也有矛盾,但从未采取停议和解散的过激行为,同时对其他谘议局的过激行为给予劝解.究其原因,主要是清末直隶地区官绅之间的关系相对协调,顺直谘议局与行政官厅的矛盾较小.

顺直临时省议会弹劾都督张锡銮案始末

1912年8月,顺直临时省议会议决,对都督张锡銮提出弹劾。弹劾的主要原因是张锡銮侵犯省议会的权限,以行政权代替立法权,独断专行。从弹劾的结果来看,袁世凯政府表面尊重议会的弹劾权,派员调查并将张锡銮调离,但是随后委派的新都督冯国璋仍为袁系之人。议会在与都督的权力争逐中,最终由于行政权力的高压以失败而告终。双方围绕弹劾案的较量,实际上是由集权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政治博弈。不良的政治生态环境、行政权力的高压控制是新生的议会民主政治面临的主要困境。从弹劾张锡銮案可以透视出民国初年直隶政治生态的某些特点。

试析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

魏象枢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和汉族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在将理学付诸实践等方面,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潜心理学,教化乡人,整顿社会风气;弹劾贪官,为国举荐人才,整顿吏治。与顺治朝相比,康熙朝推崇理学,着意对满汉关系的调整。魏象枢在顺、康两朝仕途命运迥异,展现出两朝治道的变化。

从“任珍案”看清初的“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

从"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的关系上来看,"任珍案"引发这场公案其实是清初政府内部满汉关系内部的调整。顺治强调"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目的是重构一个包括满汉蒙诸族新的大一统。满人、汉人都必须使自己的本位民族认同服从于大清的国家认同,体现在内部权力结构上,汉臣以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提携满臣,满臣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性信任汉臣,最后达到满汉之间的和谐,并进而形成一种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只是顺治借"任珍案"所要表达的这一初衷没有实现。

论唐顺之的边防诗

明代边塞诗因"南倭北虏"的独特边患形势而称为边防诗,包括以北方边患为背景的塞防诗和以东南海患为背景的海防诗两个系列。明代嘉靖时期作家唐顺之的边防诗正是在"南倭北虏"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因差赴北部边塞而作塞防诗,东南海上抗倭期间创作海防诗。唐顺之的边防诗创作是明代边防诗创作的典型代表,是明代边防诗创作的一个缩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民国著名学者与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

国立兰州大学时期,图书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藏书总量较前增加近4倍,修缮能容纳30万册之巨的馆舍,采用最新图书分类法成果"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建立了严谨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校长辛树帜亲力亲为,著名学者何日章、顾颉刚、张舜徽等共襄图书馆事业,同时馆藏图书资源对诸位学者学术思想成长和学术著作的撰写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是兰州大学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博弈——民初《顺直临时省议会法》之争述评

《顺直临时省议会法》是顺直临时省议会于1912年7月议决通过的直隶地方议会法,该法采用了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分权模式。但直隶都督认为议会权力过大,拒不公布施行。议会与都督围绕《顺直法》展开了较量。1913年4月,北京政府公布了全国统一的《省议会暂行法》,大大削减了议会的权力。《顺直临时省议会法》之争表面上是法律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体现,是民初由集权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新生的利益集团与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中的政治博弈。

《荆川集》版本研究

唐顺之是明中叶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家,"唐宋派"的领袖成员,在明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荆川集》是他最重要的一种诗文别集,收录保存其平生绝大部分诗文作品,是研究其生平与创作的基本材料。通过翔实的文献考索得知:《荆川集》有嘉靖本、万历本、康熙本、光绪本四个版本系统,它们有前后承继的渊源关系,其卷数和收录作品的数量随年代推移成增加趋势。根据对四种版本的考辩,综合比较,笔者认为明万历元年(1573)纯白斋刻本是目前《荆川集》较好的版本。

汤显祖与唐顺之

唐顺之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在哲学上又是南中王门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思想和学术思想影响了当时及之后的一大批文人,汤显祖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位。汤显祖通过与徐渭、唐鹤征的交往,在哲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继承了唐顺之的"天机"、"本色"及对复古派和文法的观点;同时,汤显祖在自身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生感悟下,又在对情欲的肯定和对"奇"的追求上发展了唐顺之的思想,并对其后的文学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顺治元年至十一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顺治元年至十一年,共有约145个卫所被裁并,占顺治年间卫所裁并总数的40%。其中,裁并卫所较多的年代是顺治元年、五年、七年和九年,裁并卫所较多的政区是直隶省、江南省和盛京,且顺治元年盛京卫所全裁。顺治元年至十一年的卫所裁并,以合并卫所为主导,这为之后的彻底裁撤卫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清词·顺康卷》“竹枝词”的几个问题

《全清词·顺康卷》是继《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之后最大的断代总集,是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然而,其中所收毛奇龄的《竹枝词》一首,七言八句,根据体式、内容和押韵,应分为两首;有的《竹枝词》带有和声"竹枝"、"女儿",但"女儿"不应在下句的开头,应在上句第七字之后;所收焦袁熹的《竹枝》两首,不应把七言句式点断为四三句式。

唐顺之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

对于明中叶史家唐顺之重要史论著作——两部《解疑》,后世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两部《解疑》的产生,应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唐顺之对明中叶以来剧烈社会变化的历史性思考。它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事功观和时势观、对皇朝统治中君臣关系、民族观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春秋笔法的积极反思等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突破以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倾向。两部《解疑》产生原因,不仅存在于时代背景、性格和学术思想等各自领域内,更是上述诸方面融合交汇的结果。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对唐顺之的《左编》具有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左编》印迹于李贽《藏书》中的某些历史评议。从这层意义讲,它们可谓为晚明史学启蒙思潮中社会批判思想的"先声",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

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以确保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为避免皇权的过分膨胀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提出了限制王权的灾异谴告说。天人感应理论把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灾异示警,迫使统治者省察自身、广开言路;而臣子也会借此对皇帝的某些不当行为,以及当时亟待解决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谏言。通过顺治朝灾异发生时君臣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王因灾异下诏求言和臣工因灾异进言已成为谏议制度的内容之一。

从五世达赖朝清看西藏地方与清政权关系的历史演进

从1639年(崇德四年)皇太极致书藏巴汗和五世达赖至1653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帝,共经历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地方和中国内地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试图用清政权敦请五世达赖进京及达赖陛见顺治帝的史实,来探析当时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关系的历史演进。

《广右战功录》的学术价值——与《明史·沈希仪传》的对勘比较

从《广右战功录》和《明史·沈希仪传》的主观存世目的、叙事线索以及部分文字描写诸方面看,后者确实采用了前者。但对两书的文学特点的密和精、行文中记述事件发生时间的模糊和精确以及两文断限的不同诸方面的考察,《广右战功录》亦不是《明史·沈希仪传》唯一材料来源,唐顺之《都督沈紫江生墓碑》也是其重要来源之一。而《广右战功录》也有独立于《明史·沈希仪传》之外的学术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学以经世的价值取向、于明代皇朝史上的地位和于唐顺之学术演变上的意义三个方面。

图海生年考究

清朝初期的大学士、大将军图海,其生年,史料未载。近年有人说他"应生于后金天命末年"。文章通过各种文献佐证推测图海应生于天命元年。

多重身份的复合——论唐顺之对曾巩散文的评价

唐顺之作为一名笃诚的心学家、理学家,势必会从思想价值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八股文名家、古文评点家,有时又会摆脱心学和理学的思维模式,从文学自身的角度考量创作。受此多重身份的复合影响,唐顺之对道学气息浓厚而艺术性较差的曾巩散文进行评价时,就显得颇为矛盾:既认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又以为曾巩散文法度平实,缺少变化,只能居于唐宋八家之末。

《左氏始末》文献考略

《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历来备受学者关注。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一出,纪事本末体便不断发展,其间不乏以《左传》改编成书者。《左氏始末》是唐顺之以《左传》为基础,加以编选、剪裁而成书的一部纪事本末体文献。通过对本书著录与版本、书目题跋、文献来源等的考察,可探究其史料价值、体例创新与影响及作者的《春秋》观等问题。

《尚书》所载舜“陟方乃死”考——兼论治古史传说的方法问题

文章以探讨《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舜"陟方乃死"为中心,反思了徐旭生与杨宽两位先生所提出的研究中国传说时代之历史的方法,对先秦文献资料中关于舜崩之事的记载作了详细考辨。初步结论是,舜氏族在禹氏族兴起之后逐渐衰落而南迁,舜氏族在北方最后一位有较大影响力的领袖在南迁后卒葬于南方,其卒葬地很可能就在苍梧、九嶷地区,但已不可确考;而由于南北相隔千里之遥,造成了北方对此卒葬地传说的种种模糊和矛盾。

顺治帝对官僚队伍中明末陋习的整饬

清军入主中原后,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大量吸纳明朝的文武官员,为清朝迅速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同时也把明末官场中的陋习继承了下来。多尔衮摄政时期,由于军事斗争频繁,未能对这些陋习大力整顿。顺治帝亲政后,反清势力局限于东南,西南一隅,清朝统治日趋稳固,顺治帝开始对明末陋习进行大力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