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封禅方说》等四家考辨

《封禅方说》是汉武帝时方士所言封禅之说,其内容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仪礼、器物、方法等,可通过《史记·封禅书》知其大概。《待诏臣饶心术》是被方士通俗化了的道家修心养心之术,书成于武帝时,后失传。《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乃长生之术,可能迎合了武帝信神仙求长生的需要。《百家》是小说家杂言之总汇,非一时一人所作。

目录学视域下胡应麟的“小说”认知与分类思想

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胡应麟因不满于《汉志》“小说家”类的内涵归纳,试图基于目录学的认识视域,从历代“小说”的衍变动态予以重新界定。这使得胡应麟在突出“小说”政教内涵的基础上,亦强调“小说”的文采、文辞、阅读趣味性等特征。其重新界定的“小说”内涵,既能够涵盖此前的传统,又能符合历代“小说”的衍变实际,从而寻求一种在历史传统与现实衍变之间的合理的新平衡。同时,《九流绪论下》对“小说家”类所作的六大细分,主要据以所言“小说”作品的内容、书籍特征而展开。这种归纳是“把小说当作文学归入子部”,更注重子部“小说家”类作品的文学性特性,从而为近世小说史研究者引进西方“小说”观念建构古代小说史,提供了一种可资操作的借鉴。

《朔方》与新时期宁夏文学——兼论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

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朔方》参与建构且见证了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展历程。通过对《朔方》的行政归属、功能定位、历史变迁和三次重要改版的梳理,可以看出,《朔方》在竭力扶植本地作家、构建特色地域文化、规划文学展开方向这三个方面有效地介入了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在此意义上,理解新时期宁夏文学,需要从发掘入手,以整理为纲,通过地方性文学史料的多元化,拓宽宁夏文学的研究视野,呈现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政治转型与东方朔仕而不遇发覆

西汉前期的政治转型要求学术为现实建设提供直接有效的思想支持,要求士人的知识才干直接服务于军政实践,东方朔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落后于时代需求,距"大臣"标准甚远,仕而不遇是历史必然,所谓"朝隐"是腾达无望的自慰之语而非主观选择的结果。

《封禅方说》的性质及内容考辨

依据《史记·封禅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封禅方说》十八篇所言的“封禅方说”之“方”是指方术而非方士;“封禅方说”也就是“说封禅方”,为对封禅的方术进行论说,即《封禅方说》十八篇当为武帝时方士们讨论“封禅方”的记录的结集,具体所涉则包括封禅的器物、时间、地点、建筑、礼仪形式、使用的物品及祭品,以及追随黄帝及仙人的足迹与做法等。

汉魏六朝东方朔形象的演变

东方朔形象的演变是新世纪以来关于东方朔研究的热点之一,汉魏六朝作品中,最能代表东方朔形象特色的分别是两汉时期的《东方朔别传》及魏晋六朝汉武帝求仙故事系列中的东方朔部分。前者刻画出的东方朔人物形象大致不出《汉书·东方朔传》中的谏诤、诙谐、逢占、射覆、隐语范畴,而神奇性、娱乐性过之,东方朔具有了超人的力量;后者中的东方朔已然成为根基稳固的仙界之精,成为武帝求仙问道的引路者,其精彩片段继续发挥史传中的滑稽放诞形象,成就了"东方朔偷桃""东方朔窥母"等经典传说,但整体而言,其间的东方朔形象已渐显扁平,具有较明显的符号化、类型化特征。

论《封禅方说》与汉武帝之关系

《封禅方说》原书已佚,无法详考该书与汉武帝的关系。现存《史记·孝武本纪》几乎与《史记·封禅书》完全相同。根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风俗通义》等相关记载,可大略推测汉武帝不得不封禅是《封禅方说》的成书背景,汉武帝时期的方士之风加速了《封禅方说》的形成,以公孙卿为代表的方士群体创作了《封禅方说》。汉武帝晚年对求仙态度的转变是《封禅方说》一书散佚的重要原因。

从《文选》设论三篇论文人著述观念的产生

汉代文人因郎官身分而饱受世人的质疑与讥讽,《文选》设论三篇即说明两汉赋家郎官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评价,并透露强烈的著述观。从东方朔《答客难》对不遇的愤慨,转向扬雄《解嘲》弃仕进而著篇籍,再到班固《答宾戏》申明以著述为业,并著《汉书》以立言,显示在遭遇"士不遇"窘境时,文人将愤慨化为"著述"的心理动因,著述从事功失败下的无奈选择,一变而为体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事功与著述成为王道化成的必要条件,为人生追求的新目标。

“褱”形义考

从“各”字说起,通过对比《尔雅》《释名》《方言》《说文解字》的相关说解,并辅以甲金文字材料,对“褱”之形义进行分析说明,并结合传世文献充分考察“懷”的“归至”义。“懷”表“归、至”绝非无中生有,这与其构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毛奇龄拟连厢词的本来面目——兼论拟连厢词非杂剧

毛奇龄著有两种拟连厢词,学界对这两种拟连厢词的名称和归类多有混淆。本文根据毛奇龄拟连厢词二种的文本和相关史料,得出毛奇龄所作的两种拟连厢词正确名称应为《不卖嫁》、《不放偷》,而其种类则并非学界长期以来误认为的杂剧,而是介于诸宫调和元杂剧之间的一种表演形式。这种表演形式具有古歌舞"歌者不舞,舞者不歌"的重要特征。

方宗诚《说诗章义》评解趣旨与清代诗经学中的桐城家法

方宗诚《说诗章义》久被忽视,实具重要价值。《说诗章义》运用“以文论诗”的桐城家法评点《诗经》,显露“义法”痕迹,尊重前人旧说,亦有自我见解,并采用探讨段落层次与重言咏叹的文法,传授起、反、折、跳的“起峰”句法,探求诗文一体的本源取法等方式寻觅《诗经》的章法所在。方宗诚又将温柔敦厚之道加以艺术化阐释,从“忠厚”转向“气厚”,并以“沉郁顿挫”与“高大宏远”两方面具体解释“气厚”的丰沛内蕴。在清代经学以及文学的演进历程中,《说诗章义》与《诗传补义》共同构成方宗诚的“经义—文章”诗经学体系,其与方东树《昭昧詹言》一脉贯通,构成桐城诗派的诗论著作体系,同时,与桐城诸家诗经学著作合观,又构成桐城诗经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体现出诗学与诗经学的多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