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魏风》“硕鼠”释义新考

随着“安大简”的发现与整理,人们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有了新的认识。“硕鼠”在“安大简”简文中书作“石鼠”,这为我们准确理解常见版本中的“硕鼠”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新视角。《诗经·魏风》中的“硕鼠”“石鼠”实际上即“鼫鼠”“大鼠”“鼯鼠”“雀鼠”“飞生”等,这是一种形体较大,双翼如蝙蝠,毛色多种,既能穴处,又能入“树空中”的大飞鼠。它不仅食人禾苗,而且食粟、豆,史书中亦有“雀鼠耗”之典故。它实际上属于兽类,既不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大老鼠,更不是昆虫类中名为“硕鼠”的蝼蛄。学界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诠释上出现的分歧,多由不辨其名同物异所致。

《宋文鉴》“说书”与苏轼《南省说书十道》辨

《宋文鉴》反映了北宋一朝的诗文概貌,其中设有“说书”类,收录了苏轼《南省说书十道》中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大夫无遂事》三篇文章,并将此与当时流行的经筵相联系。从文体学角度来看,说书是从唐到宋诞生的新文体,明代《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也都专列“说书”文类,皆是收录苏轼的文章。事实上,苏轼的《南省说书十道》是经义,而非说书,后世研究对此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在考察说书文体诞生背景和价值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省说书十道》的性质、内容、题目误解由来等问题,以期为其正名。

李贽“八股”时文观考论——兼论《说书》文本的真伪

李贽并非八股文大家,然而他有关八股文的观点对八股文及其与古文的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李贽的《说书》不是八股文作品,但具有八股文的文体特征,被认为是“以时义诠圣贤深旨”,李贽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说书》文本内容至今仍存争议,李贽的“八股”时文也仅存残篇。因此,我们在辨析李贽《说书》文本真伪的基础上,根据李贽有关八股文的观点以及残缺的八股文作品,尝试论析李贽的“八股”时文观。

苏轼进士科省试第二还是省试被落?——与费习宽先生商榷

费习宽先生《被遗忘的真相:苏轼省试被落与宋代说书举关系考论》一文中首次提出“苏轼省试被落”的观点,并认为嘉祐二年苏轼同时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与说书举考试,进士科省试因赋被黜而落榜,凭说书举别试《春秋》对义第一而获得了殿试资格。但费先生据以立论的苏轼省试赋试被落与别试《春秋》对义即为说书举考试的内容两说皆证据不足,赋被黜落仅是孤证,叶梦得既有苏轼省试赋“为他考官所落”的记载,亦有“是榜得苏子瞻为第二人”的记载;苏轼省试第二,不但有诸多其他论据,而且亦有苏轼文章的自证,证据充分;故费先生“苏轼省试被落”等观点不成立。

论医经“术数”理念与当今数学方法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中医科研逐步向数学化方向发展,数学将成为中医多学科研究的中轴、钥匙和工具。要复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等医学经典思想,数学与中医学的融合是21世纪高新科技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前瞻之策。

江户时代享保年间日本有关清朝及满语研究

在与清雍正朝同时代的日本江户时代享保年间,即18世纪上叶,儒生荻生北溪、深见有邻以满足德川幕府的清朝情报咨询为己任,编辑《华夷变态》,翻译《大清会典》,撰著《清朝探视》,从满语官职称谓的理解与翻译的角度考察清朝政权的本质,认定其为沿袭明朝六部典例,增辟满洲特色职官,并由清朝皇帝、宗室王公、蒙古王公充斥统治阶级层的政权。

从《晋书》看唐代的《世说新语》接受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六书故》运用钟鼎文考释文字评议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宋元之际戴侗的《六书故》较早地使用钟鼎文考证文字 ,校补《说文》 ,向来学者毁誉不一。从《六书故》运用铭文考释文字的 2 0个例字结合甲金文及其他材料来看 ,发现《六书故》的考释大部分是可信的 ,而这正基于戴侗所具有的正确的文字发展史观。

综参古《易》：《太玄》的易学渊源

沿着班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思路,后人就会寻求《太玄》与《周易》的对应关系,结果却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合。以此回溯汉代《易》经存在的实际情况:三《易》并存、《周易》尚未定型,说明《太玄》不仅仅是模仿《周易》,而是综合参照了当时存在的古《易》。本文通过分析《太玄》与《连山》、《河图》、《洛书》的具体关系,揭示《说卦》是《太玄》与古《易》联结的纽带,明晰三《易》发展的实际线索。

从《硕鼠》省略所悟出的问题——善阁读《诗》记(三)

从《韩诗》与《毛诗》在《硕鼠》三章每章后二句的不同,推断《生民》诗"于豆于登"句也是因古人抄写遇重文省略而误解原文所致。

汉字书写危机下“高校汉字二次教学”的探讨

在数字时代,汉字书写危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必要在高校中进行"汉字二次教学"。根据影响大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因素,结合裘锡圭"三书说"理论,对形声字、表意字、假借字进行不同模式的教学,从而达到提高大学生汉字书写能力、增强传统文化修养的目的。

“六书”理论研究探析

为了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和基本特点,通过对"六书"理论及其发展过程的分析与评介,明确"六书"理论,特别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汉字发展和应用中的作用、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代"六书"理论的研究,对汉字形体学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六书"理论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从《现身说法》探究林纾译文“不忠”的因由

翻译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动态的语言转换过程。影响翻译的因素很多,林纾译本《现身说法》从译者生活背景、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期待等三方面探讨了林纾译文"不忠"的原因,进而指出"忠实"不应该是评价译作价值的惟一标准,能否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能否推动译语文化的发展才是我们评价译作的首要考虑因素。

新造字法学说评议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用以更正和取代“六书”说的新造字法学说渐次形成,其中唐氏“三书说”之“会意”最为庞杂,难成其“类”,其造字“三个时期”的划分也不免陷入机械化。陈、裘两家的“三书说”都包含“假借”,是因为混淆了文字运用类型与文字构造类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裘氏提出“记号字”和“半记号字”的概念,势必使得对于字形结构的分析因人而异,因书体而异,似无必要。

西南大学图书馆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版本考

《说文解字六书论正》是明末清初太仓学者王育所撰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存世共三个版本。文章从版面、批校语及具体内容三个方面具体探讨了西南大学图书馆所藏之本的版本问题,认为其并不具备稿本的特征,而是一部抄本,版本应该著录为“清初抄本,清宋宾王校”。它是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宾王抄本的底本,但抄录并不精审,讹字、脱文随处可见。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考论

古之注者解《论语》"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中"数"为"烦数"、"列举"、"控诉"、"不信"、"计数"五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注者最多,但是联系《论语》思想,颇有不洽;二、三两种意思也于理不合;第四种意思合乎《论语》精神,但不符训诂规则;第五种意思虽有成说,但未详论。文章以为"数"即"算计"、"谋虑"之意,此章指事君交友,如果利字当头,私心算计,必致君弃友疏之结果;只有忠信持身,才不会君绝友离。

《说文古文考》、《说文古文疏证》与《说文中之古文考》之比较

胡小石《说文古文考》、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和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面研究《说文》古文的代表性著作。三书均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古文,但在古文的判定、数量、体例、内容、考证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

何良俊著述辨疑

《四友斋丛说》是当今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必备参考书,然而该书中存在的讹误至今尚无人注意、指出。讹误主要是:所述事件发生时间错误,转引或脱文和刊刻之误。《书画铭心录》因无单行本存世,因而学者只知有其作,对所载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书中所载几位藏家的真实身份,今人至今无人考证。何良俊诗文集,今仅见《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然据明清藏书目录所记,何良俊尚有《柘湖集》、《清森阁集》二集。考证得知,《柘湖集》与《何翰林集》为一书二名,《清森阁集》所收诗文虽与《何翰林集》多有重复,但应为何良俊早年另一诗文集。

《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论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的“《东方朔》二十篇”,学术界认识不一。本文认为这20篇不是东方朔“陈农战强国之计”的上书,而是东方朔的作品集,但这20篇并不是东方朔全部作品的结集；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东方朔作品的选集。

《说文拈字·校附篇》谫论

《说文拈字》是清代陕西安康学者王玉树撰写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其《校附篇》旨在考证《说文》新附字。《说文拈字·校附篇》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说文》新附字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校附篇》有因人成说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