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解中能愿动词反映的“理必”思想

能愿动词是指能用在谓语前表示客观必要性的动词,从逻辑推理、句法结构、语义内涵、训诂用法等角度出发,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能愿动词“应”“能”“可”“得”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些能愿动词所体现出的“理论必然性”,进而发覆段玉裁的“理必”思想。通过分析11个例子发现,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前提条件以及结论当中,起到总领逻辑推理、列出事实依据、概括总结结论、突出强调结论、补充说明结论、连接前提结论、校勘订正讹误、单独举出特例等作用,已然成了一种“理必标志词”,为阐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理论必然性”提供了另一分析进路。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说文解字》与北朝字书《字统》收字释义比较研究

北朝字书《字统》虽已亡佚,但从各传世文献的引用中仍可辑得逾百条佚文。《字统》于收字释义上对《说文》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将相关条目加以比较,可直观反映出二者的异同,并可管窥上古汉语至中古汉语文字与词义的发展变化。收字方面,《字统》的收字总量超过《说文》,不仅补充了一定数量的《说文》失收字,还收录了相关的异体字和东汉后产生的新字。释义方面,《字统》一方面沿袭《说文》的训释,另一方面也颇有创见,对汉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亦有说解。

《说文解字注》与《说文通训定声》比较分析

《说文解字注》和《说文通训定声》都是清代学者对传世本《说文解字》进行研究后写成的经典之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书虽皆重视音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又各有侧重:前者更倾向于还原《说文解字》原貌,保留《说文解字》原有体系,更重视本义和本字,属于文字学著作;而后者则是打乱《说文解字》原有体系,建立自己的说解系统,属于语言学著作。

《说文解字》《集韵》目部字比较研究

《集韵》是宋代的一部大型官修韵书,除了记录音韵外,它还广泛收纳前代字书材料,《说文解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本。比较《集韵》《说文解字》目部字收字、注音、释义等情况,可以明两书之别,校两书之误,知文字之变,为今后的《集韵》《说文解字》比较研究、目部字研究提供佐证材料。

《说文解字》中医类心部汉字的文化内涵研究

中医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金钥匙。传承、保护、弘扬和发展中医药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繁荣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文对《说文解字》中中医类心部字的汉字进行归类分析,将心部汉字分为心情、心性、心态类,结合训诂学、文字学知识深入分析探讨汉字的本义,并将汉字学知识和中医基础理论深度融合,深入研究《说文解字》心部汉字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汉字本义的分析加深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对中医药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及促进中医和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融合具有一定的意义。

《说文解字·叙》汉字创生观论析

“起源”一词的预设是“脱胎于母体某”,受这一思维陷阱的框限,学界关于“从无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寻找这个“母体某”。一物不可能同时“脱胎于母体甲”又“脱胎于母体乙”,这种线性思维使得人们探讨汉字起源时陷入了盲人摸象的困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许慎《说文解字·叙》以非线性思维阐述了汉字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伏羲画卦—神农结绳—仓颉造字”的叙事思路中,许慎认为汉字之从无到有是“和合众缘”的结果。这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宜冠以“起源”二字,受《世本·作篇》启发,我们建议用“创生”。

《集韵》目部字引《说文》释义研究

以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影印本《集韵》为底本,采用定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集韵》目部字引用《说文》的释义进行全面地搜集整理,并以大徐本《说文》为主要比较对象,发现《集韵》目部引文存在明引和暗引两种情形,明引《说文》释义包括完全相同、基本相同和有出入者3种情况。其中,基本相同者指引文与原本释义核心内容基本相同,只有细微差异,具体表现为增删虚词、改换术语和异文;有出入者主要表现为引文与原本释义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为文字的讹脱衍倒。暗引主要指《集韵》中未标明出自《说文》而与《说文》训释相同或部分相同的材料。通过对比,既可以改正《集韵》目部字引文中存在的讹误,又可以利用《集韵》所引《说文》释义材料来校勘和增补今本《说文》。

清代贵州学者的《说文》研究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该书影响深远,历代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以其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说文》学”。有清一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出现了“《说文》学”研究的四大人物——“《说文》四大家”,而在贵州这片文化土壤当中,却成长起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硕儒”级学者,其中他们在“《说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同时代《说文》研究者瞩目的成绩。

生态翻译学“十化”视角下文字学术语英译——以K.L.Thern《说文解字叙》译本为例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文本移植。以K.L.Thern《说文解字叙》译本为语料,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探索了汉字结构类术语和汉字形体类术语的英译。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部分译名并不能实现文本的成功移植,对此采用“十化”译法进行改译,研究发现:翻译汉字结构类术语采用“原生化”和“补生化”等译法,对语音、语义等进行适应性选择;翻译汉字形体类术语采用“译生化”和“补生化”等译法,易于为读者接受;同时基于“综衡化”原则,提出术语通名的翻译方法,期望译文更好地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甚至“长存”。

《说文解字》反形字辨正

反形字是《说文解字》中一类特殊的字形现象,主要分为左右反写和上下倒写。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指出30组反形字,并用6种释读体例对它进行解读。从字形来看,30组当中,有5组不能独立成字,严格来说不能算作反形字,此外还有7组字形相反的反形字没有指出;从字义来看,实际存在的32组反形字当中,意义相似的有5组,意义相反的有18组,意义无关的有9组。反形字的成因与汉字自身字形发展的需求及历代文字的规范政策有关。

从《说文》谐声系统看上古等第在谐声中的作用

不少学者认为等第或者介音对谐声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在进行上古音系统构拟时,以往的做法常常是把一个字在中古韵书中的等第直接倒推给上古,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和做法值得商榷。本文通过对《说文》谐声系统的等第进行多角度分析,提出等第对谐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古的等第与上古并不完全相同。

日本汉文辞书《弘决外典抄》引《说文》考

《弘决外典抄》是日本具平亲王所撰佛典辞书,引《说文解字》达29处,将其与今本《说文》相比勘,我们发现,《弘决外典抄》引《说文》多节引、意引,并存在误以他书为《说文》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其引《说文》具有很好的校勘价值,对于整理日本汉籍《弘决外典抄》、考校今本《说文》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

中华书局版《说文解字》修订浅识

中华书局版《说文解字》训释里有大量俗字、奇字、错字,甚至一些图画性古文符号。同一篆书及其部件,在训释中的楷书则字形各异,存在诸多一篆多楷的现象;加上大量异体字和一些非文字符号,这给新时代典籍数字化,及使用电子阅读和检索带来困难。因此,及时对《说文解字》进行校订,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废除异体字,统一使用正字,校正错字,使训释文字和字头规范化、标准化,并对错误进行校订,是传承典籍,充分利用《说文解字》的急迫任务。

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从《说文》火部字透视中国火文化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密切相关.文字是记录历史的符号,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就要从古汉字入手。《说文解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而成系统的字书,它贮存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本文从《说文》火部字着手,透视中国火文明。

论戴侗的《说文解字》研究

戴侗的《说文解字》研究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六书故》中 ,戴侗较早地运用钟鼎文并综合文献材料指出了《说文》的许多不足。他称引大量《说文》异本资料以订正文字 ,改变了《说文》的分部 ,创立按类编排文字的新体系。他还从文字实际出发 ,探讨传统“六书”理论 ,创立了新说。戴侗的《说文》研究对《说文》

论《说文》俗字研究及其意义

《说文》最早提出"俗某字"这一概念,但由于重正轻俗传统观念的影响,历来对《说文》中俗字这种珍贵的汉字化石重视不够。《说文》俗字的类型体现其时空性、通俗性、简易性和表音性的特点。加强《说文》俗字研究,对了解古今文字形体嬗变的轨迹、正确认识汉字简化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