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运乾“转注说”述论

曾运乾的《说文转注释例》是一篇探讨“转注”学说的长文,该文提出“建类一首”的“类”是“声类”,“首”是“部首”,在此基础上把转注分为建类加形与建类加声两大类,进而构建了曾氏的转注学说体系。曾运乾研究转注遵循了形音义统一的原则,对于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其转注研究突破了文字学的界域而深入到词义、音转等领域,为转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转注学说注入了新内容,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从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说文解字韵谱》考

徐乃昌1925年自来青阁购得元种善堂本《说文解字韵谱》后,拟覆刻出版。徐乃昌请范兆经据《函海》本、李显本抄补缺叶缺字,又先后拟请黄侃、刘葆儒撰写校记,惜校记未能完成。最终,徐乃昌以自藏本《韵谱》为主要底本,又借瞿启甲所藏同版但较为晚印之《韵谱》配补缺叶,于1927年交鸿宝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书籍出版,在《说文解字韵谱》之后,逐渐从雕版转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韵谱》的前后始末,也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20年代沪上古籍出版情况的认识。

“糸”之新解

现今大多数学者根据《说文解字》将“糸”释义为蚕丝,显然这将无法解释“糸”字符的出现(BP 7100)早于蚕丝的应用(BP 6000)、“糸”的象形特征与蚕丝形态上的偏差、“糸”部字大多与蚕丝无关的三对矛盾。何况《说文解字》本身对“糸”与“丝”的释义并不存在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此两字有对等之意。“糸”字在时序逻辑和史实存在上都与绳线即编、捻形成的纺物的制作和结构更为一致,而将“糸”释义为绳线或加捻束纤维而非蚕丝,显得更恰如其分、客观和符合史实。相比自然存在的细长体,“糸”具有人为操作的特征,如集束、加捻和根据需要可无限接续延长,即便是对短纤维。

《天回医简》祝由四方探赜

[目的]探析老官山汉墓中四首祝由方,辨明祝由的发展进程以及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方法]使用文献搜查法和二重证据法,将《天回医简》祝由四方与相近时代著作、现代文献进行联系研究,梳理释义;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对治疗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天回医简》是秦汉时期较为成熟的医学资料,其中包括4首祝由方,涉及3种疾病。这些祝由方在内容和形式上依附了神鬼之说,但同时也初步显现了中医哲学思想和后世主流治疗理念的雏形。不仅药与祝由并用、导引数术兼备,还隐约可见一些现代心理学和外科学治疗手段。[结论]在所处时代背景下,《天回医简》作为当时内容较为完备、写作较为规范的医学文献,其祝由内容呈现出蒙昧与觉醒交织的特点,亦是中医学演进的缩影,是从蒙昧的实践到出现体系化理论的曙光的飞跃。

《说文解字》专设部首统辖一个表意字的原因探索

《说文解字》只辖一个表意字的74个部首中,30个部首是根据归部的需要而另行设立的,部首、部内字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合体表意字的归部处理,遵循着归部和谐的原则,按照编排体例来进行。30个合体表意字在归部时,舍弃字形中业已存在的现成部首不用,而另外设置一个部首来归部,是为了让合体表意字以及字形中充当字头的义符归部和谐。部首的选择与设立,受《说文》统一的编排体例的制约。

王敔《蕉畦字溯》探析——兼谈对其父王夫之文字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王敔的《蕉畦字溯》分为四卷:“辨微”卷以《说文》释义为标准,明确文字的正确用法;“订别”卷和“正误”卷以《说文》字形为标准,认为后代新造异体字和字形演变造成的异体字都是别字误字,应当订正;“字书误读”卷以《集韵》所注反切为标准,既纠正民间误读,也纠正不合反切的语音演变,目标是追溯文字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字溯》虽然在形式、内容和思想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但继承了王夫之宗尚《说文》的文字学思想,也继承了其探讨字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还建立起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研究框架,推进了王夫之的文字学研究。

《说文》“一”的编排及其文化内涵

许慎著《说文》,立部首540部,以“一”为群部之首,自有其编排逻辑而未尽言。《说文》整体编排的逻辑顺序为“道—天道—人道—地道”,其中“道”即无形的“一”,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王道得以依附的思想基础。“一”之所以有如此权威性,一方面受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丰富文化内涵的加持。此外,“一”为群部之首,还同许慎对“六书”的理解和对部首字所从“一”及非部首字所从“一”的比例关系的考量有关。

从韵文和谐声看朱骏声的泰部独立说

本文讨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泰部独立的韵学思想。通过“履泰合用:(履部独用+泰部独用)”方法统计履部、泰部的谐声字组和韵段,我们发现履部和泰部在不同的音韵材料中音韵关系不同:履泰合用诗经韵文占9%,群经韵文占38.67%,谐声字组占54.08%。这表明诗经韵文中的泰部独立性最强,朱氏泰部独立的主要依据是诗经韵文。

《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清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鼎盛,为经学家们疏通典籍提供了保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尚书》的训诂正诠释了小学与经学之间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并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追求,藉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段氏《尚书》学训诂的独特内涵。

《漢語大字典》引用《説文》相關問題獻疑

《説文解字》是歷代辭書編纂時的重要參考,也是《漢語大字典》(第二版)解形、釋義以及確立本義時的重要依據。檢核《説文》諸版本及歷代成果後,我們發現《大字典》所引《説文》在文本與釋義上均存在不少問題,包括本義誤設、體例不一、句讀有誤、字形不規範、理解不充分等。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说文解字》“枕”字释文辨释

二徐本《说文解字》“枕”字释文皆作“卧所薦首者”,段玉裁已斥其非,改作“卧所以薦首者”。《玉篇》作“卧头所薦也”,唐写本作“卧头薦也”,朱骏声、沈涛等人各有不同见解。孰是孰非,似难遽论。通过对“首”“头”的历时替换及许慎训诂通例的考察,“卧”“薦”词义的梳理,“所”与“所以”的辨析,及此类句法结构在文本中的分布等加以比勘,唐写本“卧头薦也”当为许慎《说文解字》原貌。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中华先民虎神崇拜历史动因考

虎属哺乳纲猫科,乃百兽之王,并被中华先民不断演绎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民俗现象,尤其是虎神崇拜引人注目,但是学界对其成因解释歧见甚多。利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结合《说文解字》虎部字词、《诗经》等传世文献,证以“虎豕斗”系列地下出土考古文物,可窥悉人类迎虎、祭虎古礼的真实动因是老虎能捕食田豕、野鹿等农害,有效维护生态平衡,故被先民尊作农业的保护神。道家宗师庄子“虎狼,仁也”精彩命题的提出,更是凸显出“万物同齐”“和而不同”等中国古典哲学特色,给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馈赠了宝贵的知识经验、生存智慧,从而破译我们赖以根植的民族秘史。

《说文解字》二徐本“酉”部字比较研究——以徐铉和徐锴版本为例

《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解说字义字形、辨识音读的字典,系统完备,影响深远。其现行版本由宋代徐铉校订,俗称大徐本,徐锴在大徐本基础上,又加入自己的补充说明,形成《说文解字系传》,俗称小徐本。二徐本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文章选取其中的“酉”部字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二徐本在编排体例与解说体例方面的相同与收字数量、部内字序、注音方法与注音用字、六书归部、释文、篆字与重文形体等方面的不同,并总结二书各自的独特之处,如:大徐本增添新附字,部内所编排的字序也更合理,并有注释;小徐本的按语注释丰富多样等。

雷浚《说文段注集解》略论

清代学者雷浚的《说文段注集解》是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行重新分类和系统编排的一部巨著,作为近出新材料,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是目前所见唯一传本,鲜有人研究。该书摒弃了“始一终亥”的部首编排方式,采用编画法和自然分类法对《说文解字注》重新编排,删节了各字条的说解,并新增一些字头和双音节词,在具体内容上少有创新,但用字上多有变动。该书为段学研究和清代《说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但同时也存在分类不全、体例不一、字词关系混乱等问题。

《说文解字》会意字选定部首的原则探索

《说文解字》有44个部首是专为会意字的归部设立的,部首与部内字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许慎在对会意字进行归部处理时,要在不同的义符中选择部首。通过考察各字的归部理据及归部特点,推断会意字选择义符(部首)和归部的统一原则是“以类相从”,即把同义类或字义特点相同的一组字,或者意义关系密切、一起表示某个事件或某种状况的一组字,取共同的义符(部首)来归部。

纵死犹闻侠骨香:《说文解字》侠文化精神蠡测

侠属一种隐性文化,在民间极有市场,对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深远。《说文》作为中华字书元典反映着史前至东汉炎黄子孙的五经话语体系,故以《说文》涉侠字词为研究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武术文明、社会正义与天下兴亡等三个方面集中剖阐中华先民的侠文化精神。研究表明:侠最初是上古君王、贵族或人臣养的剑客、刀客等,他们武艺高强,精通各种兵刃器械,且仗义疏财、知恩图报,具有高尚的道德规范。随着大一统历史进程的深入,侠被时代赋予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如建功立业、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等新内涵的融入使它真正担当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从武士至君子再到爱国者的形象转变凸显侠文化的日臻完善,《说文》侠文化给中华文明史贡献了正能量、源动力、好声音,其价值历久弥坚。

汉字文化学视域下古代中华“狼”之认知解读

21世纪初,以《狼图腾》为代表的狼性文学席卷中国文坛,由此引发的争议发酵已久,却始终未有定论。汉字属忠实记录中华文明的珍贵史料语料,而《说文解字》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字典,更是生动体现东汉及以前时代中华先民仰观俯察狼等天地万物的百科全书。故以《说文解字》涉狼相关字词为研究对象考索古代中华狼文化,结果表明国人对狼颇为赏识,满溢敬意,最终证实了炎黄子孙曾存在狼图腾崇拜现象。字里行间由狼之机敏、坚忍、顽强等优点逐渐拓展至衣食住行、民俗、军事政治及哲学诸领域,符合“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知规律,狼文化繁荣是人类认识世界、解读世界、取法世界的智慧成果。正确认知狼、处理人类与狼等自然万物的关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具终极关怀的参考价值。

《埤雅》引《说文》释义研究

《埤雅》是宋代陆佃所作的一部仿雅之作,广引文献以训释名物是该书的重要特色。陆佃曾参与编修《说文》,所以《说文》成为他援引材料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对《埤雅》中所引《说文》的相关条目梳理,可以总结陆佃使用《说文》说解名物的方法及其价值,进而了解陆佃的文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