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琏针法联合清肝怡神法治疗肝郁气滞型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朱琏针法联合清肝怡神法治疗肝郁气滞型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BS-C)的效果。方法:选取100例肝郁气滞型IBS-C患者,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西药治疗,观察组接受常规西药+朱琏针法+清肝怡神法(疏香灸+五行音乐疗法)治疗,均治疗2周。治疗后评估临床疗效,比较两组结肠分段通过时间、直肠对容量刺激的感觉阈值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82.00%,对照组44.00%,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结肠分段通过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直肠对容量刺激的感觉阈值小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朱琏针法联合清肝怡神法治疗肝郁气滞型IBS-C效果显著,可缩短结肠分段通过时间,降低直肠对容量刺激的感觉阈值,且未增加不良反应。

忠实的抵抗--吕叔湘翻译诗学研究

吕叔湘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但目前学界对其翻译贡献鲜有系统研究。以巴恩斯通诗学为理论框架,从译者文本视角在译文忠实、读者接受、译者自主、译者发声四个维度剖析吕叔湘文学翻译实践。研究发现,面对源语的拷问与挑战,吕叔湘守持忠实,心怀读者,凸显自主,在忠实与抵抗的咬合处酝酿译者创造,谱演诗学变奏,形塑了忠实的抵抗之翻译诗学。阐发吕叔湘的翻译诗学可为中国翻译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助力中国特色译学体系建设。

培养读书兴趣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从“吕叔湘之问”说起

30多年前吕叔湘批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这种的状况至今未有根本的改变,原因之一是未能抓住培养读书兴趣这个"牛鼻子"。要反思现有语文教学只重视精讲加操练的普遍模式,树立"读书为要"的自觉。这就有必要区分不同的课型,最好采用"1+X"的方案,扩大阅读量。要授之以渔,教给学生多种有用的读书方法。提倡"海量阅读",鼓励"连滚带爬"地读,以培养读书兴趣和习惯。容许学生读"闲书",尊重他们的"语文生活"。把课外阅读纳入教学计划。读书状况要纳入评价。语文教师要养成读书的良性生活方式,成为"读书种子"。

酒店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对策研究——基于竹居和书香两大酒店图书馆的比较

酒店图书馆为全民阅读推广和文旅融合提供了新路径。文章从运行模式、阅读模式、社会价值、公益项目和特色服务五个方面比较了竹居和书香两大酒店图书馆的共性和差异,并基于竹居和书香图书馆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了酒店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对策:在整体功能设计上植入图书馆元素、用共享经济思维丰富藏书量、设置个性化还书方式、不断探索特色服务、有效开展阅读指导。

论“三老”语文工具观

在半个世纪中，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在三个重要的特殊历史时期三次融合语文工具观，指导语文教育实践，形成了语文教育理论的重大成果——“三老”语文工具观。“三老”语文工具观是一个整体，其内涵丰富、深厚，开辟了中学语文学科学习现代语文的新局面，避免文言化；确立了以学习、使用语言和言语作品为主的学科价值，防止语文学科政治化；构建中小学语文教学“一条龙”的教学体系框架，引导语文教学科学化；用自己的语文实践、语文理论展示了语文教育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坚持语文教育的中国特色．

吕叔湘关于编写语文教材的论述

吕叔湘关于语文教材编写的论述是语文教育的宝贵财富:教材应该文白分编、读写分编,分为三本;要高度重视语文知识,做好语文知识教材的编写;要高度重视口语训练、语文技能训练、小学语文教材改革、大语文教材、语文教材的科学性等课题。

《中国文法要略》对我国语言研究的启示

《中国文法要略》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的成名之作和主要的学术著作之一。本文联系我国语言研究现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认为该书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有效地实行了中西结合、虚实结合以及语言比较法的缘故;笔者希望这三点可以为我国的语言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的标点改进尝试

吕叔湘先生在他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有很多汉语文本改革的尝试,主要是标点符号的创新使用。对我们今天研究汉语文本改进很有启发。

浅谈吕叔湘的语法思想——纪念吕叔湘诞辰一百周年

12月24日是吕叔湘诞辰一百周年,探讨吕叔湘语法思想,为发展中国语法学而努力,以更好地纪念语言大师吕叔湘先生。

吕叔湘与《马氏文通》研究

吕叔湘对《马氏文通》研究的贡献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的《中国文法要略》继承和发展了《马氏文通》的语法理论 ,他的《重印〈马氏文通〉序》对《马氏文通》进行了极为恰当的总体评价 ,他为孙玄常著《马氏文通札记》所写的批语体现了他对《马氏文通》研究方法的指导 ,他与王海合编的《马氏文通读本》 ,是《马氏文通》迄今为止的最佳版本 ,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里也闪烁着《马氏文通》研究的许多珠玉。

湘江战役后红三十四师失败问题再研究

湘江战役是长征期间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场战役,而其中最惨烈的莫过于未过湘江的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灭。红三十四师在失败前曾与中共中央保持密切的电台联络。中央希望通过掌握的敌情指导红三十四师脱险,并让其做好万一被敌阻挡不能过湘江即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准备。由于种种客观原因,1934年12月6日之后红三十四师与中央不能继续正常互发电报,双方失去了联系。考证当年桂、湘两军的电报,可知红三十四师所剩部队于12月12日遭受毁灭性打击,师长陈树湘于16日被俘,18日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等未过江部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遭受了湘、桂地方反动民团的重重包围和突袭。

孔子忠孝关系新论

一般以为,孔子在忠孝冲突时主张"孝"的优先性。本文通过分析孔子时代忠孝冲突的典型事件,考察了当时的精英以及孔子在此问题上的看法,特别是孔子在《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论狱"中强调"忠"(或说对"孝"限制)的态度。本文认为孔子在忠孝关系问题上并非单向度强调"孝亲"的优先性,而是语境化的"时中"处理。

作为“文白分编”的开明新编中学白话文语文课本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和郭绍虞、徐调孚、周予同、覃必陶以及朱自清、吕叔湘等一批语文教育家通力合作,采用"文白分编"的方式,突击选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等四部全新的初高中语文教材,这四部全新的初高中语文教材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富生命力的语文经典读本。

高校书香校园构建与作用发挥研究

2012年全民阅读首次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2014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与发达国家人均阅读量相差甚远。信息时代背景下,快餐式阅读、功利性阅读等阅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浅显化,导致大学生的阅读数量和质量出现下降,学习风气日渐堪忧。因此,在高校开展书香校园活动是迫切而有意的。本文将针对高校书香校园构建与作用发挥进行研究。

吕叔湘先生“语体”观述略

时下汉语语体语法研究方兴未艾,语体视角下的汉语语法研究、语体对语法规律概括的影响、语体机制和理论基础等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特别是功能语法学者的关注。其实有关语体研究的不少精神内核,吕叔湘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已有阐发,可谓当今语体理论的源头活水。对吕先生的“语体”观进行梳理和细读,体味其精神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当今汉语语体研究的深入发展。

吕叔湘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

语言学宗师吕叔湘不仅是语法学家、语文教育家,同时也是一名修辞学家和修辞实践家。吕先生一生十分重视修辞学研究并且始终关注、支持修辞学的健康发展。他对中国修辞学的重要贡献是:开创性研究提供了修辞学研究的新范式;独特修辞观促进了修辞学的科学发展;打造学术平台促进学术交流,发现并培养了杰出的修辞学家。

不可漠视的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述评

兼具20世纪众多语文教育家智慧和语言学家鲜明个性的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从"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切入研究语文教学,并从语言教育内在规律总结出来的"科学训练"思想,解决了语文教学许多根本问题,一度成为语文教育界基本一致的看法,并极大地推进和提高了当时的语文教学效率。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片面理解甚至漠视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的现象不仅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语文教师"越来越不会教语文了"。本文对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希冀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思考,并为有志深入研究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者提供若干视点。

吕叔湘:心中装着读者的人民语言学家

作为中国语言学界一代宗师的吕叔湘(1904~1998),为世人留下了一笔瑰丽而丰厚的学术遗产。而备受称道的是吕先生严谨务实、淳朴敦厚的文风学品,其中的一个侧面是吕叔湘先生拥有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读者观:心里始终装着广大读者,时时处处为广大读者而着想。写文章力求让读者看得懂,让读者感兴趣,还要力争取信于读者。他为人民而治学,将毕生精力奉献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堪称一位人民的语言学家。

吕叔湘先生的“未晚斋”与“补课说”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吕叔湘(1904~1998)一生两度改行,半路出家,却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某种程度上,这源于他秉持并践行"桑榆未晚,只争朝夕"的学术自觉和"乐于补课,善于补课"的科学精神。本文不仅探索吕老"未晚斋"的由来及蕴涵,亦探求其倡导的"补课说"意旨,且发现"未晚斋"与"补课说"二者之间内在贯通或曰一脉相承。

迥异的学术人生,相同的编辑情怀——作为编辑家的吕叔湘和周振甫

吕叔湘和周振甫的人生阅历,殊足成为中国近现代学人游走于出版与学术职业两端的一种典型表征。质而言之,两人悉以学术为人生追求的最高旨趣,求“立言”而至不朽;但他们的职业选择迥乎不同。周振甫毕生从事编辑工作,利用余暇进行学术研究,在编著两端皆成就斐然。吕叔湘长期任职于科研机构,却对编辑工作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他著述之余,不时将眼光投向出版,并屡有真知灼见发表,为做编辑者开启无限法门。比较和研探两人在编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同工异曲之处,对当下的编辑出版从业者应不乏启沃与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