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考古断想

综合山西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材料,对晋国史一些重要问题作出断想:一是叔虞封唐,称唐伯,封邑为鄂,鄂在汾水以西;燮父迁翼,在汾水以东,改称晋。二是晋都历经三迁均在唐地,从鄂到翼(晋)为一迁,从翼到绛为二迁,从绛到新田为三迁。三是梳理了与晋关系密切的姬姓封国,如霍、魏、杨、栾、韩、荀、中行、智、祁、羊舌等及异姓如范、先、赵等的族属渊源。四是简述晋国疆域范围的空间分布、发展和变化。五是辨析晋国与赤狄、白狄、姬姓之戎、姞姓之戎等的关系,如怀姓九宗是赤狄媿姓的九个分支、白狄是姬姓之狄等。六是认为湖北之随、唐、鄂均与山西有密切关联。凡此种种联系与推断,对山西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叔虞封地再考——兼与王增斌先生商榷

西周初年,唐人在晋南故唐地叛乱,周成王平叛迁移其族并将亲弟叔虞封于此,并命之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来羁縻此地的华戎各族。秦汉以降,随着太原、晋阳其名的彰显和史料传抄的讹误,使人们误以为叔虞始封地为晋中之太原,其实先秦时期周族之势力远未及此,其政治地位也未及晋西南重要。近年来,随着陶寺遗址、东下冯类型、天马-曲村遗址及其周围地点的考古发现,唐、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太原在先秦时期实指晋南这一历史事实有所澄清。西周初年晋国始祖唐叔虞封地应在晋西南天马-曲村附近而非今天的太原地区。

薯蓣汤加减联合芬吗通治疗薄型子宫内膜致不孕症肾阳虚证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薯蓣汤加减联合芬吗通治疗薄型子宫内膜致不孕症肾阳虚证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76例薄型子宫内膜致不孕症肾阳虚证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38例。对照组给予芬吗通片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薯蓣汤加减内服,2组均治疗3个月经周期。比较2组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评分、子宫内膜厚度、血清雌二醇(E2)水平,随访1年统计妊娠率。结果:治疗后,2组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畏寒腹冷、性欲淡漠、小便频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 <0.01),治疗组上述5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1)。治疗后,2组子宫内膜厚度及E2水平均较治疗前增加(P <0.01),治疗组子宫内膜厚度及E2水平均比对照组增加更明显(P <0.01)。治疗结束后随访1年,治疗组妊娠率57.89%,对照组妊娠率31.58%,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薯蓣汤加减联合芬吗通治疗薄型子宫内膜致不孕症肾阳虚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中医证候,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升E2水平,提高妊娠率。

唐叔虞始封地在保定唐县考

晋唐叔虞始封地问题,在晋南与晋中之间长期聚讼不绝,这本身就说明它们各有难解之处。《觉公簋》的发现证明了晋和唐分明是两地。唐叔虞始封之唐在哪里?最早的晋地在哪里?唐地为何发生动乱?晋武侯为何自晋中南迁?晋南晋侯墓地为何没有叔虞墓?通过梳理唐、晋的由来,及由唐到晋阳再到曲沃的迁徙,上述问题将得到初步解答。

唐叔虞受封传说的历时生成——封建观念演进下叙述话语的重构

关于晋祖唐叔虞受封的传说有四种,而唐叔虞受封唐国,其后晋侯燮改国名为晋的说法,也有可疑之处。通过对周初几次大封建的考察,对周人封建观念演进的梳理,对后人追述时叙述重点的分析,可以窥知唐叔虞戏言封侯说、天命受封说、因善射封侯说及“选建明德”四说的产生过程,并且可以进一步探知晋国国名变更的由来。

神、水、人:北宋以降晋祠主神变迁及相关史料新辨

晋祠为三晋第一祠,源于周成王“桐叶封弟”唐叔虞故事,北宋毁灭晋阳城后,晋祠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北宋重整礼制,封唐叔虞为汾东王,晋水之神为显灵昭济圣母,典制明确。后来,圣母庙的地位超过了唐叔虞祠,文化精英试图赋予圣母邑姜的身份化解这一不“合礼”现象。礼制需要具体实践,它不仅是地方官员简单地遵守祀典履行职责,也不仅是文化精英执着于儒家观念的正统性实践,还需要民间实践参与其中,提供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持续保障,精英文化与普通民众文化交织在一起,正统才能在地方社会扎根。圣母出现之前,唐叔虞祠和地方社会关系密切,圣母加封晋水水神之后,唐叔虞不具有水神职能,主要受到文化精英的重视,缺乏与地方社会联系的基础。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于地方水利,后形成“神-水-人-地”的实践逻辑。

汤漱玉《玉台画史》相关文献问题辑考

本文通过钩稽相关文献,确证闺秀汤漱玉病逝于道光九年(1829),并考证刊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玉台画史》,是汤潄玉夫婿汪远孙借助振绮堂丰富的艺文藏品,以及乡邑文士与姻亲家族提供的才媛善画讯息或实物,在其有生之年增订的最完备的刻本。因身处纪念乡邦先贤厉鹗的文化环境,汪氏夫妇辑录女性画家史料,与厉鹗所编《玉台书史》在文献征引方面有诸多承续及新变之处。

晋国始封地研究述论

传世文献及后世学者有关晋始封地的记载、论说,观点纷呈,至清际大体上定格于翼城说与晋阳说之争。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晋始封地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考古材料,天马-曲村遗址、翼城南梁故城遗址、浮山桥北先族墓葬等的发现和发掘,以及甲骨文、《唐子爵》、《文王玉环》、《晋公■》、《叔夨方鼎》、《■公簋》等相关铭文研究的深入,无疑是目前讨论晋始封地的有力素材。

重论栾盈缶——兼说栾盈本名与栾盈奔楚

栾盈缶旧称栾书缶。铭文中误释为"书"的无法隶定的怪字,实为从公、从秉的字,音近借为盈。栾书缶应改名为栾盈缶。关于栾盈的本名,《春秋》经传作"栾盈",而《史记》作"栾逞",《清华简·系年》作"栾"。盈、逞可通假。盈字晚出,栾盈的本名应是栾逞或栾。盈下原释为兄、释己(以)、释老、释巳(嗣)的字,应是"也"字。原释"畜孙"的畜,实是"书"的借字。"畜孙"即栾书之孙。,或释第一人称"吾",应改释虞,即晋人始祖唐叔虞。栾盈缶应是晋人栾盈奔楚后,在楚国所铸。既不是晋国铜器,也不是"流落到楚国的蛮族后裔"所铸,更不是古董商人所伪作。关于栾盈奔楚的年代应是晋平公六年,相当于周灵王二十年和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栾盈由楚奔齐,应是晋平公七年秋,相当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栾盈缶铸造的绝对年代应是奔齐以前的周灵王二十一年春,周历正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