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宏《释〈疑孟〉》看两宋之际尊孟思潮的转向

胡宏的《释〈疑孟〉》是在两宋之际非孟思潮高涨的境遇下,为维护正统儒家的纯粹性和正当性以及正处上升期的理学,同时也为针贬现实,表达政治诉求,借批司马光的《疑孟》而作。胡宏紧扣《疑孟》中相互联系的三个问题,从人性根本辨析,递进至人伦纲常,再延展至王霸之辩,层层批驳,在理学的视域内推动两宋之际尊孟思潮向义理化的进一步转向。

试论司马光的经济思想

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是保守的,但他的保守是建立在他对中华帝国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他主张开源节流,阐扬轻徭薄赋、黜奢崇俭、蓄积与常平的“富民”思想。针对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他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改革的主张。最主要的是他对传统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管理的深刻体认。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

司马光札子的主要内容和风格特色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公文大家。他的札子是研究当时政治、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之一。通过分析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可以看出当时朝廷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历史变化。

试析《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

传统家范是我国古代宗法专制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以治家和教子为基本内容的文化现象,它在宋朝时期达到了一个日益成熟的阶段,司马光《温公家范》是这时期典范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针对宋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家范》出现的社会原因,司马光家学的传承,思想的核心,写书宗旨等。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 ,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 ,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 ,他力行罢废 ,操之过急 ,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 ,有得有失 ,应具体分析 ,不应以王安石划线 ,对其妄加诬罪。

苏轼评价司马光论析

苏轼后半生的荣辱进退,与司马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受司马光的关照,苏轼在元祐时期享受了仕途的无限风光;受司马光的牵扯,苏轼在绍圣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无尽坎坷,乃至死后还遭到立碑羞辱、禁毁文集的无情责罚。但苏轼对司马光的高尚道德、卓越政绩、文章风范始终给予高度评价,视之为内与外兼修、知与行合一、文与史兼擅、文与学兼美的一代士人典型代表。这种评价,源于苏轼自身道德情操、积极有为、博学兼擅的人生追求境界与躬身践行作为,与司马光有着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

论司马光诗歌中的民族观

以司马光的诗歌为文本,试图通过对其诗歌的解读来探究其思想,尤其是以其边塞诗及一些咏怀诗为切入点,结合有宋以来的社会现状和民族矛盾来揭示其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以期加深对其人思想的全面认识。

浅谈谏官司马光的吏治思想

司马光从1061年任谏官期间,曾屡屡谏言,其中有关选官、任官、用官三方面的奏折是其在谏官任职期间的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

论《资治通鉴》的人才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择用人才问题 ,作了不少记载和论述。宋末元初 ,浙江宁海胡三省对《资治通鉴》作了《音注》。他在《音注》中对择用人才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些记载、论述和意见 ,对于今天 ,乃至未来 ,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马光的忧国之心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 ,他的忧国之心源于儒家思想的影响 ,为了北宋王朝的安危 ,他献计献策 ,赢得当时人们的好评。

治法与治人: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度思想之异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处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们对法度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对时代课题的不同思考。王安石的法度思想主要包括法先王之道、众建贤才和礼乐刑政三个基本方面,而司马光的法度思想则主要包括先王之法皆合于道、有治人无治法等方面。他们的法度思想中都体现了对孟荀思想的融合,不过是在不同层面的融合。王安石一方面继承孟子"法先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先王之道"以荀子式的"礼乐刑政"之内涵,并且认为"法先王之道"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法其意",这又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逻辑相一致。司马光则一方面继承孟子"率由旧章"的思想逻辑,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而是主张荀子之礼制。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司马光则强调治人的首要性,治法不具有独立价值。从现代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思想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