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研究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展示了封闭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教育走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面相”。文章对清末四川教育转型之高等体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证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得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校)办学性质多元;新式高等学堂(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体育的开办时间上都走在了同时期全国的前列;近代四川高等体育教育始于1896年创办的官立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之后其他高等学堂普遍开始实行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教育;1906年四川开办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科,制定了专门的体育教育规范与以西方分科知识为基础的体育课程体系,该体育学堂培养了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等一批优秀学生;同时期四川还有一所直接由西方人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该校于创办之初的1910年便开设了体育课程,其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引领了中国西部近代体育之风尚,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日清字音鑒》音系研究

《日清字音鑒》是1895年出版的供日本人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本文根據教材中羅馬字注音材料歸納整理出《日清字音鑒》的語音系統,着重分析其知莊章組聲母合而爲一、不分尖團、果攝處於分化演變階段等語音特點,並與同時期記音材料比較,初步窺見清末民初北京官話的面貌。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及相关问题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使役标记“叫”的用法包括:使令、容许、致使,其中以“使令”用法出现的频率最高。形成两种格局,使令类属于“施事—施事”类,致使类包括“施事—受事”、受事—施事、受事—受事这三个分类。天津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和北京官话中的使用情况比较接近,江淮官话和北京官话的区别在于,江淮官话中,“叫”字没有“容许”用法。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中,“叫”字没有被动用法,北京官话和天津官话则都有这种用法。

改良维艰:清末南部县医学研究会的架构与运行

清末,四川南部县医学研究会在新政背景下设立,以改良医学、交流医术为宗旨并接受地方官府管理。南部县医学研究总会、分会层层隶属、架构清晰、成员职责明确。虽为民间自办组织,与旧县医学、卫生局所相较,在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建设实效化等方面皆有不少新气象,尤其是在考验医士、开展医术研讨方面展现出时代进步性。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医学研究会的职能范围逐渐外扩,兼调查审理、施种牛痘、征收灯油费等,反映出民间团体越权过界的机巧性。另一方面,从旧体制中脱胎而生的医学研究会存在贪腐弄权、姑息庸医、转嫁经费、发展滞后等弊端,面临缺乏监督、惩治不力、经费不足、动力不强等发展困境,足见内陆腹地偏远县城的医政治理与改良任重道远。

清末川边治理研究

清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川边地区施行的多项政策,是一次对川边地区各方面都有所触及的改革。首任川滇边务大臣对川边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川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进步,引导川边地区向近代化的进程前进,维护了西南地区的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同时,清末时期的川边治理促进了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和当今四川省西部地区的发展。

百年来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研究述评

有关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的研究,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参与者的总结与反思始,至今已有百年。百年来的研究,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历史观念以及研究者个体的认知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在不同的阶段关注的程度和焦点有所不同,但始终处于语言、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内,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主要聚焦于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相关研究概念的历史考察与思想文化层面的综合考察,还有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的个案考察及其发生学考察等几个方面。展望未来的“言文一致”运动研究,我们认为,现代转型、新媒体手段的运用、边缘人物的考索等,可能成为研究的新动向。

清季兴学潮中的“西部镜像”——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兴起的历史考察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在四川的渗透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逐渐发展,清末四川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不断涌现,传统封建教育逐渐走向瓦解,四川教育在变革的阵痛中掀开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清末四川的新式教育起步虽晚,但成效显著,一改元、明、清中叶以来四川文化教育地位的衰落之势,一跃成为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清季兴学极富代表性的地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早期四川近代化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四川的社会变革,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民众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思想观念的进步,为近代四川社会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第一套“国语”教科书——1907年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火斤编纂《国语教科书》

在晚清国语运动的兴起及留日学生编纂教科书的高潮中,1907年8月,福建留日学生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编纂的《国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是中国第一套以"国语"命名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把言语统一纳入到"国民-国家"的叙述中,以"国语为统一国家之基"为宗旨,形式简单,语言平实,内容围绕儿童生活展开;虽然存在基本要素不全、没有插图等不足,但这套教科书在晚清就以别开生面的原创力和果敢精神,用新的形与质,践行"文言一致"与"国语统一",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导;而且,教科书在对"开民智"的自觉契合中构建全新的语境,彰显出现代性的启蒙诉求。

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

清政府晚期为了达到“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的目的,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与新政,而“利交通、速文告”便是其中的重要施政之一。为此,清政府在川边与西藏之间采取了辟治道路、安设店栈、改革乌拉制度、设立塘站、架设邮政线路等措施。文章对相关的过程进行了仔细地梳理,认为清政府实施的开通“边路”等开边新政措施不仅深得边地民众人心、促进了川边藏地的发展,更是川边藏地现代化的先声,同时,对于整个西南边疆尤其西藏地方的稳定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末川刻话本小说中的孝文化特点研究——以《跻春台》为例

清代末期是川刻话本小说的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的川刻话本小说、宣讲小说,其中以《跻春台》为代表。《跻春台》中出现的大量孝子、孝妇形象折射出了当时社会孝文化的特点。而其中的孝文化呈现出父慈子孝、母贤子孝,因果报应,幼年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子为父补过四个特点。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孝文化的特点,而且可以对构建适应当代社会的孝文化以启示。

清末官话教学的开展及其启示

随着汉语地位的提高、切音字运动的兴起和统一语言成为共识,曾在清中期雍正年间推行过却没有成功的官话教学又在清末新政时期重新兴起,并进入了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当中。清末官话教学在课程设置、教科书编撰和师资培养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并取到了很大的发展。官话教学的重新兴起,不仅意味着统一语言的推行,更开了听说教学形式进入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先河,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有着重大贡献。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清末社仓经首选任与乡村社会——以四川新津县社济仓为例

社仓是中国古代民间仓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新津县的社仓始建于乾隆时期,分别建于长乐、太平、兴义三乡,并由社仓经首经管。社仓经首是社仓的管理者,由民间公举地方士绅担任,主要负责社谷的借贷,社田置买、租佃等工作。清末,新津县社仓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社仓取消了借贷谷物、收取息谷的做法,以管理社田、收取田租为主要经营方式。社仓经首的职责与选任也随之转变,社仓经首大多是代替地方政府行使管理仓储的职责,其自主权力减少。同时,社仓经首与粮户之间、新旧社仓经首之间的矛盾也越演越烈,导致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纷纷推诿,不愿担任此职。这一现象,恰恰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相反,晚清时期新津县国家控制仓储的能力加强,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兴趣却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这也为民国时期国家加强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埋下了伏笔。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

自清季赵尔丰经营川边、设立关外学务局开始,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机构,如关学师范的先导"四川藏文学堂"、关学师资的临时养成机关"关学师范传习所"、关学师资的长期养成机关"藏语专修学堂"等相继开办起来,对川边康区教育与社会进步发挥了明显的先导与推动作用。清季川边教育与民族师范之所以得到推广与发展,主要得益于官吏提倡推动、政府拨款经营以及给予办学人员、学堂教师及关外师范生精神和物质优待等因素,其中宽裕的经费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

清末民国时期的基层邮政——以原四川省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原四川省基层邮政,尽管它“僻处西偏”,却也能伴随全国大潮“裁铺改邮”,且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管理颇具特色。这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试论清末川边藏区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

清朝末年,为推动兴学工作的开展,促进川边藏区民众对学校教育的接受,以赵尔丰为首的川滇边务当局,从边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进行课程内容的改革,编写了与当地实际情况相适宜的教材,较好地适应了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举措对目前川边藏区的教育改革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