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

1932年10月,四川爆发了"二刘大战"。大战期间,徐向前、张国焘领导的红军趁势进入川北,南京国民政府也积极介入四川政局,四川因此变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相互竞逐的舞台,几方势力纠缠互动、此消彼长,对日后的四川乃至全国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川也因此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深入分析此次大战中各方的计虑所在以及全国舆论的关切与期待,当能更深刻地展现南京政府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所遭遇的困境、挑战及其后续影响。

民国防区制时代四川的反缠足努力

民国四川的缠足状况与不缠足努力甚少为学界关注 ,本文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 ,初步重建 1917- 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以官方为主的反缠足努力 ,并通过考察此后四川妇女的缠足情况来验证反缠足努力之成效 ,希望能对整个近代四川不缠足运动的大致进程有更为连贯和全面的认识。与过去“军阀落后”的既定认知相反 ,防区制时代四川一些军事主政者对妇女缠足问题比较关心 。

1937年川康整军探究

20世纪30年代,川康地区军阀割据一方。蒋介石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将势力渗入四川,但是一直未能得逞。因此,刘湘作为川康地区最大的实力割据与蒋介石矛盾逐渐增多。在抗日战争和四川赈灾等因素的推动下,蒋介石决定在1937年对川康军队进行整编。虽然整军过程仓促,整军结果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但整军却具有重大意义:赈济了灾民,为抗日战争奠定了后方基础,并且实现了国民党军队形式上的统一。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南京政府时期西南地区的团阀政治——以四川重庆地区团阀为个案的考察

团阀政治是在四川防区制时代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一部分地方名流借地方自治办理团防武装,和中央集权官僚行政衰微甚至笼络地方名流之机,垄断地方行政事务而形成的特殊历史现象。在铲除团阀后,刘湘当局通过强化县级行政对地方团防的督导权,把团防改造为平时负责社会治安、战时承担战争勤务职能的社会保障工具。

“现代”的文学与“民国”的四川--对沙汀1930年代小说的历史化读解

川籍左翼作家沙汀致力于对军阀时代四川农村苦难现状进行艺术性地再现,在其193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中谱写了步入"民国"后处于军阀治下的西蜀农村的苦难悲歌。在文学与历史交互关系的视野下,就沙汀的三篇代表性作品《丁跛公》《在祠堂里》和《代理县长》进行本土性的历史化读解,以发掘这些为数不多的以军阀时代的四川农村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背后严峻而厚重的历史内涵。本文指出,沙汀通过熔铸自己切身经历和生活感受,通过对军阀时代四川农村苦难现实进行文学再现,在四川乡土题材的创作中将审美维度的"现代性"与历史维度的"民国性"实现了有力的交汇与生动的融合。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县级行政设计——以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为个案

南京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被以刘湘为代表的新军阀当局改造为军事贡役体制下的战争勤务工具,正常的民事行政职能因军事当局对团防工作和战争勤务的重点强化而萎缩。虽然四川新军阀当局县政设计的本意背离地方自治精神,但在敷衍南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建议的同时,新军阀当局通过积极推行户口清查和基层政权的组建,充分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最大限度控制和对基层团防的改造与利用。

1932～1934年四川军阀混战与省内灾荒

民国时期四川战争频发,灾荒频繁。战争与灾荒已经成为四川那个时期的两大显著特征。1932-1934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表明,战争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诱发及加重灾荒,并对灾后的灾民救济、生产力恢复等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灾荒对战争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助长作用。战争与灾荒之间密切关联,相互影响。

民国时期四川匪患特征探析

四川土匪问题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其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民初的膨胀、"防区制"时的泛滥、川政统一后匪患的相对减弱和解放前夕土匪与敌特的合流四个不同时段。土匪主要分布在四川与邻省交界地区、四川盆地中心区及各县之间的结合部。土匪内部有明确的纪律约束,但大部分匪帮难以严格执行匪规。土匪种类多样,以兵匪、会匪危害最大。土匪身份存在非法与合法的复杂交织现象,土匪与军人、地方官僚等转换频繁。土匪的年龄以青年、中年为大多数。匪患的多重特征体现了区域社会转型的复杂与艰难。

论四川军阀态势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影响

红四方面军从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到出川北上抗日,面临的主要敌人就是四川各路军阀。四川军阀的态势,时刻影响着敌我战略格局。怎样利用军阀与军阀之间的矛盾开展斗争,成为关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成败的重要因素。深入考察四川军阀态势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撤离过程的影响,可以获得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啃噬:川康社会的生存观照——论周文小说中的统治者形象

周文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四川西部的川康一带 ,并且在川康军阀中从军 6年之久。后来 ,他漂泊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 ,便把川康统治者形象写进了小说 ,比如《烟苗季》、《在白森镇》、《红丸》等。这些小说把居于统治者地位的川康军阀和川康政客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读者既能够从小说中感受到川康统治者的凶残和虚伪 ,又能了解到川康世界的腐败和丑恶。周文笔下的川康统治者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他们既是川康统治者的代表 。

浅析抗战前后川军形象

民众对川军的评价为"双枪军"(步枪和烟枪),"草鞋军"(武器低劣、装备不足、单衣薄裳、赤脚草鞋),只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围剿红军。抗战前,川军被国人认为是"中国军队中最糟的军队"。抗战后,广大川军将士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作战、吃苦耐劳以及流血牺牲精神,不仅在众多杂牌军中首屈一指,就是和装备精良的蒋介石中央军相比,也毫不逊色,给全国军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改变了川军只会打内战的"双枪兵"形象,树立了"国军旁系的有力部队"的新形象。

论百年四川乡土小说的军阀叙事

军阀叙事是四川乡土文学自发轫以来绵延不绝的一个叙事传统。它通过对军阀暴力统治的书写,揭露出四川地方和乡村社会在20世纪前半叶经受的历史创伤,表达了四川作家们对地域暴力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学反军阀统治的现代化实践,其书写带有明显的"文史互证"倾向。然而这种军阀叙事独特的文学价值还未完全受到文学批评的关注,因此,本文旨在打捞乡土小说中悲情难抑、沉痛发力的军阀叙事,通过分析其中的四川军阀及其特征,来探索其背后独具特色的地方经验及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