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

地藏信仰在汉地兴起后,其造像形式逐渐脱离印度佛教原典,并在唐宋时期进一步中原化。在该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画中,绘有大量地藏菩萨图像,其所穿着的袈裟纹样丰富,色彩绮丽,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针对目前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以穿着绘有袈裟纹样的地藏菩萨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层袈裟、外层袈裟所绘袈裟纹样进行梳理,分为两类: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如贴金菱形纹、同心圆联珠纹、团花纹;袈裟专属纹样,如云水纹与线迹纹。同时,对比同时期敦煌石窟中佛陀、弟子及地藏像所穿着袈裟的纹样,结合传世袈裟实物与出土的唐宋时期纺织品,从纹样内容、布局、工艺、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纹样分布及变化规律,可以一窥唐宋时期地藏信仰流变对其袈裟纹样的影响,并形成互证。

川渝石窟唐宋时期的妆彩活动

妆彩是石窟营建的重要环节。整理川渝石窟摩崖题刻后,可以发现,川渝石窟唐宋时期的妆彩活动分为“镌妆”和“重妆”两种。重妆活动的内涵十分丰富:一般而言,重妆是在龛像彩绘因渗水侵蚀、植物病害、微生物病害、动物病害、褪色等原因受损的情况下进行的;重妆功德主可以是信众个人,也可以是家庭或民间组织;重妆对象有单窟龛、多窟龛、龛窟内部分造像和同窟龛多次重妆等四种;重妆的性质也是施造功德;重妆活动的具体实施由画匠来完成;重妆完成后还会举行配套的表庆斋会,斋会种类至少有安像斋、十王斋、水陆斋、本命斋等四种。对石窟寺妆彩活动的研究,是我们完整复原石窟营建历程必不可少的一环。

川渝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及其历史意义

通过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建立了川渝地区唐五代时期斗栱、建筑形态和组群关系的形制分期,并就石窟中所见部分大木作形制与现存建筑遗存进行对比,补充论证了部分建筑形制的发展历程。研究揭示了川渝石窟寺仿木构建筑史料的主要历史价值: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川渝唐宋木构建筑遗存的缺失,二是见证了唐宋时期北方与川渝地区之间建筑形制的源流演变关系。

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详考

“十三僧助唐”是历史真实,但其中既无“武术”,也无“武僧”与“棍法”。“十三棍僧救唐王”是一个夸大了的文学故事和民间传说。前者为后者的出现,提供了可供发挥的最好的蓝本和素材。但“十三僧助唐”毕竟是“武事”,因此也不能说它和后来的少林武术、少林武僧毫无关系。它为少林寺参予政治与军事开创了传统,并成为少林武术、武僧追述历史的必然方向。

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

由唐至宋,在不同阶段,王朝对川渝地区州县治所城市兴筑、维护城墙的政策和态度历有变化:唐代前、中期,不重视城池修筑,多沿用旧城;唐末五代,开始大规模建造、补葺城池;北宋初至南宋中期,除徽宗时较重视西、南边地城池的修筑外,其余时间均对城墙修补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直到宁宗以后才有所改观。对城墙的修筑因时、因事、因地甚至因人而存在差异,以"城墙内的城市"来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并不确切。

唐代诗僧与唐僧诗述略(上)

唐代诗僧的涌现是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曾从不同方面对之作出论列。本文征引文献,参酌前贤之论,从唐代僧诗创作全貌的把握中,希图廓清诗僧这个群体的有关方面,从而对他们的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述。

陕西麟游县喇嘛帽山千佛院佛教造像调查

喇嘛帽山的千佛院是陕西麟游地区较为重要的一处佛教遗迹。本文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千佛院的五处佛教遗迹。它们包括第2号窟唐高宗时期的三坐佛像,中唐时代的八世纪晚期相继雕凿的第4号千佛壁主龛像与第3号大龛的等身立佛像,北宋开凿的第1号龛、第5号的二小龛、第4号千佛壁主龛之外的麟游地方风格浓厚的众小千佛像。这些窟龛造像为我们研究初唐至中唐、北宋时期关中一带的佛教艺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陕西麟游青莲山寺摩崖造像调查

陕西省麟游县青莲山寺摩崖造像共有十六龛,可以分为三期:其下层五龛雕造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上层四龛补凿于贞观晚期至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执政之前,而其余各龛为北宋补凿。在题材上,青莲山寺摩崖不仅有一般的佛与菩萨组合,还有显明的佛传题材。K3与K13很可能表现的是西土传法祖师像。K8的炽盛光佛也是唐以后流行的题材,宋代补凿的K4表现入宋以后流行的水月观音像。从供养人像来看,这处摩崖造像的主要捐资者是女佛教信徒。各期龛像均表现出了浓重的民间地方风格。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供养与艺术表现

佛教供养象征着信徒对佛法僧三宝的尊崇,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文献和壁画艺术中有大量的佛教供养内容,是研究这一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兴盛的基本资料,同时通过文献所载供养物品也能透露出当时信众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对推动佛教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逸品”新说

“逸”字包孕着佛学绝对否定的深旨。“逸品”指艺术作品中呈现着真实的佛境。“逸品”的出现为唐代画论,乃至中国艺术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空间。

四川明代佛寺壁画中混沌的民俗误读现象探究

在艺术民俗调研中,重视相关神话或传说的解读,在奇幻与现实的交汇点发掘其蕴藏的深层社会经验和民俗文化心理,是当今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据此考察四川明代佛寺壁画的相关神话传说,从壁画作者的附会传说、壁画灵异的传说以及壁画内容的曲解三个方面,阐释四川明代佛寺壁画的艺术民俗学内蕴、价值和魅力。

魏晋到隋唐佛像背光创作流变述考

佛教崇尚光明,认为佛的身体有种种光明,佛光在佛像中以背光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像背光的宗教内涵与艺术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国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佛像背光的创作非常发达,通过对其发展演变的整理研究可以管窥佛教的像教意义及我国佛像制作发展的艺术历程。但目前对此尚无成系统的专门论述,选取此阶段有代表性的一些佛像背光进行比较分析,述其流变轨迹,以见其由最初的依据佛经为得福报而造背光,到以背光雕刻来扩大宗教宣传的影响,再到后来成为装饰性的纯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

日本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与相关唐代佛教造像研究

本文通过对日本药师寺金堂三尊像及其周边造像与相关唐代佛教造像的样式、形式方面的比较考察,探讨了金堂三尊像的年代;并且以这些造像为例,考察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唐文化的接受情况,认为金堂药师三尊像的制作应该晚于药师寺迁至平城京的718年。此三尊像与武周后期及稍后的中国唐代造像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官方对于唐文化积极吸纳的态度,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吸纳并不是对唐代造像的全然模仿,中日两国这一时期对于佛教造像有着不同的理解。

略论唐代佛教文化与终南佛教建筑艺术关系

本文浅析了唐代佛教文化发展和佛教寺院兴盛的原因,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的演变历程,以及唐代佛教文化对终南山佛教建筑的影响。并从终南山佛教建筑的地理位置、等级、色彩及建筑艺术特点方面着手,探讨了唐代佛教文化影响下的终南佛教建筑艺术特征。窥探唐朝佛教文化与终南佛教建筑艺术之间的关系,便于更好地研究终南佛教建筑的艺术形式,为中国现代建筑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提供参考。

四川重庆唐代佛教美术繁荣的历史原因

本文系统分析了四川、重庆唐代佛教美术繁荣的历史原因,认为当时官吏、僧侣和平民出于自身利益和信仰考虑,纷纷参与造像,是促使该地区石刻造像发达的主要原因。其次,唐二帝幸蜀将中原佛画粉本带入四川,推动壁画创作的繁荣。

川渝石窟的历史与价值

文章在简单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川渝石窟及造像的价值,并尝试探讨其价值研究的不足和重要性。川渝地区开窟造像发轫于南北朝时期的川北地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中,历经隋、唐、五代的蓬勃发展,至两宋达到鼎盛。川渝石窟具有突出的价值:是中国晚期石窟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和集大成者;在众多领域开创了佛教艺术的新风格和新题材;拥有中国最为系统的密教造像,是中国道教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儒释道三教并流在石窟艺术领域的重要见证;对宗教史研究意义重大。在遗产价值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川渝石窟价值进行层次化、体系化的研究,是川渝石窟遗产保护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唐代的社会文化对龙门石窟造像特色的影响

龙门石窟造像艺术在唐代达到鼎盛阶段,在造像艺术上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这与当时唐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深厚的联系。龙门石窟以大量的造像艺术从不同的视角反映出唐代辉煌的政治与经济文化,甚至国家统治者的宗教观念,对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在石窟造像艺术中的应用有深刻的启发。本文将其着眼点放在解析唐代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的三大特色上,并分析了该特色在唐代出现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唐代社会流行的崇尚丰腴的审美心理对龙门石窟造像艺术中的影响。

隋唐时期佛教美学视域下的寿州窑陶瓷艺术

佛教作为印度外来宗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积极与中国传统文化本土宗教融合发展,最终于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中国化改造并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寿州窑陶瓷艺术经过不断积累也在唐朝中期达到顶峰。通过对隋代戳印莲花纹四系盘口壶、唐代黄釉璧形底盏、唐代黑釉象形瓷枕三件寿州窑陶瓷艺术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刨析佛教美学在隋唐时期的发展以及在寿州窑陶瓷艺术上的体现,探究寿州窑陶瓷艺术背后所蕴藏的佛教思想、佛教文化和佛教色彩,以促进佛教文化和寿州窑陶瓷艺术在当代的协同发展。

试论川东渝西地区与杭州地区五代至宋地面建筑与石窟混合式佛寺

五代至宋,川东渝西地区与杭州地区均出现了地面建筑与石窟混合式佛寺,不过两地的寺院布局形式并不相同。重庆新津的石佛寺遗址和四川安岳的毗卢寺遗址以及浙江杭州的圣果寺遗址,即体现了这一差异。这种差异可细分为两种布局形式,一种是石窟造像位于地面佛寺主体建筑范围内,与地面建筑共同组成寺院的主体部分;一种是石窟造像位于地面佛寺主体建筑外围,属于寺院布局中的从属建筑。石佛寺与毗卢寺属于前者,而圣果寺则属于后者。两地产生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两地其时佛教思想流布不同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寺院时空安排有关。

山西武乡良侯店石窟的调查与研究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良侯店石窟有大窟(第1窟)一所、小窟(第2、第3窟)二所及摩崖造像若干。大窟约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太和十年(486)改制之前,下限可至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之前。大窟外的三所小龛也大约雕刻于5世纪下半叶。窟内有坐佛六尊,为表现过去世的六佛,其造像风格和北魏首都平城附近的云冈石窟第一、二期相似,主要受印度与中亚风格的影响。大窟形制具有独特之处,留有现存最早的规整倒凹字形坛,为研究山西地区北魏中期石窟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但因资料的缺乏,其渊源还有待研究。第2窟约开凿在7世纪下半叶,为唐代流行的倒凹字形佛坛窟,其形制与造像风格受到长安与洛阳的影响。第3窟约是北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