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的因革损益论

文章在梳理古典图书目录史部类目源流演变的基础上,分因、革、损、益概括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设置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的继承与调整。《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部的二级类目进行了广泛的继承,奠定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的主体框架,这不仅展现了《四库全书总目》征实的学风,也反映了其编撰者的目录学修养。《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也有革新,主要是创设纪事本末类,将仪注类、刑法类合并进故事类并改名为政书类,将诏令和奏议同时著录在史部并创造性地将其合并为一类,增设和更改了很多三级类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部分类目的设立和取消,包含着浓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色彩,体现出较强的官学约束。

渭南严氏贲园书库藏书目录的分类体系及特点

在对《贲园书库目录辑略》进行标点整理和研读的基础上,介绍渭南严氏贲园书库藏书目录的四部分类体系,并总结其分类结构沟通《汉书·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基于十三经经目确立经部分类,史部分类调整和改进《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用诸子、诸家的框架还原《汉书·艺文志》四略,集部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基础上进行增补,以及整体上偏保守、不乏体现时代特色的创新意识等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因革损益论

文章在梳理古典图书目录子部类目源流演变的基础上,分别研究了《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目设置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的因、革、损、益,全面探讨了其子部类目体系的形成,并得出以下结论:《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的整体框架较为保守,不仅没有充分地借鉴古典目录学子部分类发展的新成果、新态势,也没能有效回应新知识领域、新图书题材激增对于图书目录分类创新的需求;《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框架内进行了有限的调整,却也造成了其自身的很多硬伤和缺陷,显得左右支绌。

清朝官修“三通”之“经籍考”“艺文略”编成时间考

文章基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续通志·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通志·艺文略》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撰成的前提,将它们放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组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中,综合考察其分类和收录图书情况,突破直接资料匮乏的瓶颈,明确了它们的编成时间范围:《续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前后,《续艺文略》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之间,《清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之间,《清艺文略》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之间。文章借此构建出更加完整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四库全书总目》唐人别集提要订误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目录学著作。参校各种类型的四库提要,采用《总目》著录之典籍与提要征引之原文献,以史源文献比勘为重点,就中华书局整理本《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唐人别集提要进行考校,共校正讹误十三则。

丁鹤年及其著作考

丁鹤年为元末明初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影响较广,之前的研究多是从其诗歌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论述,鲜少有人对其生平等内容进行考证。故该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丁鹤年的相关研究。通过对丁鹤年的生平进行了考证,笔者认为,丁鹤年字鹤年,一字永庚,号友鹤山人,生于元元统三年(1335年),卒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其死后葬于武昌,族籍回族,籍贯武昌。丁鹤年一生未仕。传世诗集皆为后人所编,有《海巢集》《丁鹤年集》《松谷诗集》等,并以《四库全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原点,结合诸家目录,对丁鹤年诗集的主要版本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以期有正本清源之效。

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是现存《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资料。此一文献的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式与修订重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究竟在何时,是确定本稿本学术价值与判定《总目》编纂过程的重要关键,因此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自然是刻不容缓的要务。此前,笔者与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曾先后发表论文,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虽然所得结论不同,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初步尝试,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并沒有达到原本预期的目的,这是一个缺陷,有待于重新的探讨与论定。

2011-2015年四库学研究综述

试图从四库学研究的态势分析和四库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两方面来论述2011-2015这五年时间的四库学研究状况。总的来说,目前四库学处于一个研究者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研究成果稳定增长,以文学和史学为主要专业背景,以文献学为主要研究途径的研究状况。

戴震哲学与《几何原本》关系考辨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不能轻易地把其中的《〈几何原本〉提要》当做戴震的著作 ;戴震以传统算学为框架 ,融会西方算学的内容 ,并没有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公理化演绎方法应用到中国传统算学的重建中去 ;戴震以考据学中的归纳法来建构其哲学 ,这与《几何原本》没有方法论上的关联。

《四库全书总目》与《读书敏求记》

明末清初藏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一部重要的解题目录,其中的每一部图书都撰写有提要。其提要著录图书版本,标明图书的次第完缺,叙述图书的源流演化,并有对图书或作者的评论。《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充分利用、吸收了《读书敏求记》的成果,也对《读书敏求记》也有不少批评。

浅谈编撰《四库全书总目》的组织管理

文章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编撰的起因 ,阐述了编撰《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商榷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著录图书达万余种,领其事者,皆清代第一流学者。然是书卷帙浩繁,纪昀、戴震、邵晋涵诸贤或偶有疏漏,兹就发现若干可商者表而出之。

《四库全书总目》中“小说家言”的文体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体现清代正统文化思想的官修丛书,在经、史、子、集各部都有用"小说家言"对典籍进行品评。"小说家言"既体现了《总目》小说文体甄别原则,也包涵着《总目》对小说审美特征尤其是小说虚构性的认识和小说价值的评判。《总目》的"小说家言"是我们进一步把握《总目》小说观的词眼。

《四库全书总目》四种词籍提要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晏殊、苏轼、黄庭坚、叶梦得四人的词籍提要存在一些论证、判断错误,经过分析,得以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误十三则

清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代表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成就,体现了叙录体目录的优点,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范例。不过,由于四库馆臣众手难以统一,编纂时有错讹,如名、字、号讹误,籍贯疏误,仕履阙误,等等。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明文批评问题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官修的最大一部丛书。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还产生了一部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本文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人著作为中心,考察《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明文批评问题,主要包括明文流变与国运变迁、明文批评话语、明文品评、明文批评与社会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勘误八则

编纂于清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煌煌二百卷,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一向为研治传统学问者所重,视之为治学门径。然因其规模宏大,书成众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前辈学者已多所订正。现于前贤基础上勘误集部疏误八则。

明代闽人著作12种提要

乾隆敇修《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二十四日禁书运动基本结束,在这过程中,有36种闽人著述被《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同时亦被列入“禁毁”。本文截取其中12种明代闽人著述,叙其要略及其被禁毁缘由。

《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考误

本文胪列证据,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以《洪武圣政记》分内容为“六类”和“不行于明代”两项都是编撰者粗心大意的错误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