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宫城壁画所见中古粟特天下秩序观念与丝路国际体系

中亚是欧亚大陆商贸往来和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中亚商业族群粟特人是中古时期欧亚大陆陆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和文明交往的主要承担者。粟特绿洲城邦国家通过借鉴周边文明的象征性资源来建构自身天下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成多元同构的天下观念和城邦联盟的国家意识,呈现出突出的丝路文明特征。壁画是粟特城邦国家表达其天下观念和国家意识的主要载体,乌兹别克斯坦古都撒马尔罕一带的康国都城阿芙拉希亚卜宫殿壁画和何国都城城楼壁画绘制中国、突厥、波斯、东罗马、印度等国君主及突厥和粟特国家旗帜徽章,生动反映粟特人地处欧亚文明十字路口和丝绸之路枢纽的地缘格局,表明粟特人所建立的绿洲城邦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受到周边大国的深刻影响,形成丝路式多元文明交融和多中心同构的天下观念,以及由共同地缘、信仰、习俗所构建的粟特城邦共同体国家意识。康国在粟特城邦国家的盟主地位,因唐朝和突厥的认可而具有了正统性,因石国、石汗那等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而具有了合法性,因祆教祭祀和祖先祭祀而具有了神圣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基于哈肯模型的分阶段研究

对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实现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识别,探索沿线国家在协同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不适应,有助于准确认识和把握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规律。本文立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特征,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的空间关联及其内在扩散作用机理,从比较优势(RCA)、经济联系(RER)和价值链分割(RVS)三个维度构建理论模型,运用哈肯模型实证分析2008-2012和2013-2017十年间两阶段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2个主要国家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并进行分阶段识别序参量。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比较优势演化存在显著的关联性,沿线国家协同发展的序参量由2008-2012年第一阶段的RCA转变为2013-2017年第二阶段的RCA和RVS,实现了由单一驱动机制转向多重驱动机制的协同演变,沿线国家协同发展进程进入了新阶段,协同程度整体上由低协同状态上升为高协同状态;市场分割程度降低,得益于沿线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以及技术溢出水平的提高;协同发展的国际市场环境逐渐开放并得以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区与拓展区协同发展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研究结论旨在为沿线各国加快构建协同发展创新机制与合作协同体系,以及解决丝路沿线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丝路新秩序”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应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然而,推进"一带一路"无疑需要一种"丝路新秩序"加以规范。国际秩序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推进将影响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丝路新秩序"虽然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但其大致思路和总体框架已经确立,基本规则和国际机制已具雏形。"丝路新秩序"将为全球治理树立新范本,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的新思路。

作为哲学理念的“命运共同体”与“合作共赢”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地缘政治的角逐。它背后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理念,既深植于中国传统思想,也更加切近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本意。这一理念所蕴含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和生化模式的因果观不但不排斥个体的权益,反而是后者的最终保障。将这个理念转化为行为方式,有望导致一个与个体主义哲学理念主导下冲突不断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这是历史给予中国和世界的机遇和责任。

东亚秩序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东亚秩序是动态的开放型的发展体系。它产生于华夏农耕文明的沃土上,稳定在东亚地区,伴随着汉代张骞开西域的"凿空"之举和唐代杨良瑶下西洋以及明代郑和高规格的七下西洋,不断开通、延伸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东亚秩序,把东亚秩序与丝绸之路内在联系的精髓——放眼世界、包容万类、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和平友善等理念不断弘扬与光大。今天推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传承和发展了东亚秩序的精髓,对参与和引领构建国际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试论建构南海地区秩序的行为准则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过程中,将建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次地区安全秩序,维护南海的安全稳定,体现11个国家之间具有较高的政治安全信心和信任程度,为未来落实工作提供一定的基础和保障。从许多方面来看,"南海行为准则"和"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和实施的现实基础,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建设提供了两个强硬的抓手。中国需要借助磋商和落实"南海行为准则"的契机,与东盟国家建立和其他合作机制有联系但有所区别的南海合作机制,并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共同促进南海次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构建一个符合南海地区形势演进特征的新秩序,为未来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有利的环境。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集聚现象透视——基于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效在于其集聚效应能否得以充分发挥,这其中的引擎正是经济带中的城市。运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西北五省(区)3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规模数据,利用位序—规模分布法则,检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集聚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体系集聚程度较低,城市的人口分布较分散,大城市发展并不突出。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远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其集聚效应很有限,进而提出要特别重视培育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大城市的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优势产业选择研究

从比较优势、产业绩效、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外开放能力5方面构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优势产业选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3年新疆35个工业产业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度与理想解法相结合的组合评价方法,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的优势产业。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的优势产业、潜在优势产业主要是资源型产业;与其相关联的加工制造业发展程度较低。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新疆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区域秩序的建构——一种历史的启示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古代南海国家实现了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和睦友好,塑造了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南海区域秩序。但从明代始,中国开启保守外交及南海国家受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南海区域秩序渐被分解,由此缘发当代南海乱局。当下,南海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共同的发展需求和价值观追求要求重构南海区域秩序。为此,南海国家不仅要互利共赢,更要平等友好;不仅要开放包容,更要敢于创新,为重构南海区域秩序夯实经济互信和政治互信基础。

“丝路新秩序”:对全球秩序的补充与完善

“丝路新秩序”是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理念引领下,共建“一带一路”的各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及相应机制的总和。“丝路新秩序”以“丝路精神”和“三同”新理念为引领;恪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国际公约和国际关系准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赢者通吃的霸权义利观,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和补充。持续推进“丝路新秩序”的构建,有利于有效应对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所带来的风险;有利于改善和扭转周边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二元对立格局;有利于为“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推进“丝路新秩序”的构建路径是:用能触及人类心灵深处的理念和有吸引力的思想引领“丝路新秩序”的构建;正确处理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积极倡导和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打造以领先的科技水平为基础的超强国力。

“一带一路”助力中国重返世界经济中心

古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通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足迹,是中国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象征。几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和文明的中心,但近两百年来中国错失西方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世界经济勃发的机遇,被西方列强边缘化,失去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面对美国实施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扩大欧亚非经济贸易合作利益,改变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和当前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推动我国重新回归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共建地区和谐海洋秩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蕴含着和谐海洋秩序观,实践和谐海洋秩序观对于中国和东盟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和东盟海洋秩序观相同、发展战略契合、合作机制众多以及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较强,这为双方共建地区和谐海洋秩序提供了可能。中国和东盟可以通过海上发展战略的对接,实现该地区的合作共赢,建立基于合作而非武力之上的和平秩序;利用现有的多边和双边机制,加强沟通、消除误解,扩大共同认知,真正将一种合作观念及行为规范植入本地区;搭建高级别、综合性的海洋安全和管理合作机制,探讨和推进和谐海洋秩序的建设;努力平衡包容性与排他性制度安排、海上自由与海上安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类正义与国家正义四对关系,追求海洋利用的公平公正秩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的角色扮演

特殊的地缘优势决定了东南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东南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地区,区域外大国在这个地区都有重要的利益与存在,虽然近年来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在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美国、日本、欧盟长期以来都对东南亚影响巨大,在地区秩序方面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在短期内不可替代。因此,中国在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过程中,一是要充分调动东南亚国家的积极性;二是必须妥善处理与区域外大国的关系。

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海两洋”战略研究

审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可以发现,海上丝绸之路途径南海,东向延伸至太平洋海域,西进则抵印度洋海域,基于"一海两洋"地区的复杂情况,应将"一海两洋"问题上升至战略高度来考察。"一海两洋"战略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经略南海,进驻"两洋",构建完备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布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构想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各国之间的"经济大合作"构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众多有利因素,同时也存在不利因素。要顺利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须谋划正确的推进方略,确定正确的实施路径。最主要的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运用现代科技等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沟通与协商,从而构建沿途国家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以期带动沿途各国间的开发投资、商品贸易、能源合作、人文交流。除了建构"利益共同体"之外,还应将"丝绸之路经济带"进一步链接成为新型地缘经济板块,为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而集结起一支新兴地缘经济力量,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探险、秩序与和平:妈祖文化与海洋国家政治认同的构建

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妈祖文化蕴藏的"探险"与"和平"等理念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维护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在当前国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妈祖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妈祖文化在构建海洋国家政治认同、海洋国家自我认同、"海洋东亚"秩序等方面有着其独特的功能,构建和谐有序的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图景成为妈祖文化新的使命。

“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特征研究

2013年下半年我国提出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下称"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不只是国内一些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战略,也不仅是我国对外合作的新倡议,而是未来我国全方位、多领域、跨区域的内外合作、协调发展和主动融合的战略举措,是内外战略相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具有特定的地缘空间特征,认识其内在关联与互动关系,把握其在地缘政治经济、跨区域合作、合作秩序和和外部性等方面的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推进这一战略构想和对外倡议。其中,尊重主权国的权益,培育共同的合作利益和合作文化,是共建和共享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合作秩序的基础。这一战略构想的外部性较为复杂,未来发展有赖于积极的政策对话、共享的合作理念、良性互动的规模性经贸活动、共同投资与合作机制与惯例等"丝路文化"的支撑。同时,须有效管控有关国家和地区间的利益差异以及潜在冲突。

共建公正合理的海洋新秩序

海洋秩序是国际秩序在海洋领域的映射,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国家之间海洋权益的争夺与海洋强国的兴衰更替密切相关。共建公正合理的海洋新秩序是人类共同开发利用海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挑战的需要。构建海洋新秩序应以公正、合理为两大价值目标,中国应与其他各国一起把握海洋经济发展浪潮,分享海洋经济发展机遇;统筹海洋新秩序构建与全球化进程;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共建海洋伙伴关系,建立包括海洋经济合作机制、海洋科技海洋文化交流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多层次海洋合作机制,推动海洋秩序的法制化进程,共建公正合理的海洋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