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豪族与刘宋大明土断新论

刘宋孝武帝时,襄阳豪族的豪族经济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刘宋朝廷若要通过土断获得更多承担赋役的编户小农,只能从上游襄阳地区着手。大明土断中,主持土断的王玄谟极力迁就襄阳著姓家族的利益,而对当地土豪、流民强制著籍。“九品以上租”政策威胁到了襄阳著姓的经济特权,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大明土断后,四方民户的不断流入,襄阳豪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襄阳豪族凭借地理优势,从丝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南海一号”与宋代广西北部湾的对外交往

宋代中国南海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航海物证就是"南海一号"古沉船。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广西北部湾港口形成的基础上,随着宋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改变,广西北部湾主要以安南等东南亚小国为交往对象,中心港口移至钦州,钦州博易场等地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南海一号"发掘地所在的阳江外海面是商船从广州、福建港口经由北部湾到南海各国的经过地,也是广州与钦州间来往商船的经过地。广西北部湾港口特别是钦州港的对外交往是宋朝海外交往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宋代港市与文化

通过追述中国宋代港市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推动下,在空间形态和结构上所产生的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和变化,试图在管窥中国古代商业城市的渐进性的变革过程的同时,努力复原这种城市革命所带来的具有世界性开放特征的城市文化的场景。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宋代港市发展初探

该文在简述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动脉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过程后,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宋代为切入点,尝试结合海港城市在空间形态和结构上突破性的发展和变化,借此管窥宋代商业城市的渐进性的变革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具有世界性开放特征的城市文化的繁荣。

南宋海上丝路贸易法探析及其启示

南宋"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经济贸易格局引发了中国中古史上的"经济革命",或称"现代社会的开端"。现实迫使宋代立法进一步继承并发展唐律中罗马法的"万民法"原则,它表现在"化外人"条款的国际私法总原则继续被确定;"蕃商"贸易的法律地位和婚姻财产继承关系被认可,"外国死商财产"被保护;《市舶司条例》与罗马海商法的一脉相承等方面。南宋海上丝路贸易法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启示是: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原理仍有其可取性;罗马法的"万民法"原则在当今依然有效。

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的金银流通

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中亚各国,几经兴废,北宋时期虽有所恢复,但随着西夏、金、西辽帝国的相继兴起,至南宋时因重重阻隔不再是沟通东西方的主要商路。中原汉地的对外贸易也由陆地转向了海洋。原本流入中亚各国的金银,转向了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受到了很大打击。蒙古人统治丝绸之路地区后,商路恢复。此时,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金银流通,主要体现在政府赏赐、斡脱商人的金银往来及民间商业的流通三个方面,并形成了以元朝政府行为下金银流出、民间商贸活动流入的特点。中亚地区的金银货币由此得到了补充,恢复了早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金融互补的传统格局。

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三论

宋代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一个不为学界所重视的阶段。朝贡贸易依然是这一时段陆上丝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朝贡的频率有所改变,朝贡贸易的规模和期限亦有一定的限定。在朝贡贸易以外,丝路民间贸易也有发展。

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

本文收集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31处宋元时期沉船资料,依据器物组合面貌异同,将所出贸易陶瓷分为7期(约1060-1360年)。通过编年结果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参与贸易活动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窑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动。而同时期各窑场受生产技术及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在外贸活动中也存在着较大的角色差异。

基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视野对徽州民歌传播的推动研究

古往今来,丝绸之路研究的核心是呈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多样化文化的包容,多类型族群的开放以及肯定和推崇沿线国家民族互相间频繁交流、促进社会发展、文化融合和文明进步的成果。丝路研究的视野给予"一带一路"沿线更多文明成果得以有效的传播。联系到徽州民歌的传播研究,对于其拓宽传播提供可以借鉴的研究视野。

从出土出水文物看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尼的影响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邻邦,两国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密切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室利佛逝和三佛齐王国,无论是瓷器及其烧造技术和钱币及其铸造技术对其生产生活,还是泰山封禅仪式对其统治阶级的思想观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和印尼出土出水的遗物是两国交流的历史见证,体现了中国的技术和文化对印尼群岛人们的影响。在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技术和文化逐渐被印尼人民吸收,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技术和文化。

夷、夏音乐“涵化”研究——试论南、北丝绸之路音乐对唐宋音乐的影响

历史上的南、北丝绸之路向我国中原地区输送了大量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文化特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唐代达到了高峰,并延伸到宋代等朝代。由于丝绸之路沿线胡、夷颇具异域色彩的各民族音乐不断融入传统的中原华夏音乐,大大丰富了后者的音乐内涵,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变。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涵化"角度出发,着重探索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中胡、夷外来音乐对中原华夏音乐的影响,以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一涵化过程中的表现意义。

迁徙的部落,流动的景观——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民歌研究

17世纪30年代,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从中国西迁至俄罗斯伏尔加河畔,140余年后东归回到中国新疆,现今仍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中国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他们的迁徙路线贯穿欧亚大陆,是草原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迁徙区域既是一条北方商贸大道,也是草原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文化通道。跨越东西的历程使得土尔扈特人的音乐文化高度统一与巨大差异并存,并在地理空间中不断产生动态变迁,成为关注"声音景观"互动关系的鲜活样本。土尔扈特部在跨国的不同境遇中,其音乐与国家、地域、地理等人文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一个复杂实体,继续沿着昔日迁徙路线交流互动,与其他各民族共筑草原丝路画卷。

海上丝路与杭州宋代漆器的对外传播

杭州是中国漆艺史上一个产生过无数漆器瑰宝的地方,从跨湖桥原始时代遗址出土的漆弓到两宋时代逐渐转向精致素雅、重视材质肌理的审美情趣嬗变,为元明时代形成至今最为经典的中国漆艺特色奠定基础。从北宋至南宋时期,其政治与经济及文化中心南移至江浙地区,而位于浙江的东北部的杭州作为中国漆文化的发源所在,两宋期间所出产精美的漆器珍品达到中国漆艺美学上的顶峰,更通过开放的对外交流被远播于域外。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时代,尤以杭州之地为漆器文化重地,形成了中国漆器文化史上一股独特的审美趣味,并得借优良的地理条件,经过海上丝路作为渠道代表中国在东亚各地的漆器文化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对海南经济生活的影响

宋元时期海南和大陆贸易活跃,参与中国内地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与占城、安南、暹罗民间往来频繁,征收商税数额可观。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疍民、番民和海盗的发展,海外物种乘机传入,丰富了海南的经济生活。

上都天马歌之民族文化与文人心态初探

至正二年(1342),拂郎国遣使至元上都进献天马,朝臣学士争相献诗作画、敷赞撰序,一时间华章迭映,蔚为大观。此为丝路文化背景下发生在元上都的一桩文坛盛事,记载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客观地反映了元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都天马歌多从中土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材料,对贡马的体貌、形态、精神气质等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也着意阐释和渲染了马的"神性",艺术地展现了贡马的灵心慧性;上都天马歌还从人文化育角度凸显了天子圣德、远裔归化的主题。动物性、神性和人性的完美融合,最终锻造了天马深沉、浓郁的文化品格。

唐宋时期丝绸之路对中外文学交流的媒介作用

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的便利与发达促进了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外国民间故事与史诗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流传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题材与体裁,唐诗的对外传播也为欧洲增添了新的诗体,这一时期外国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也使其有了新奇的异国情调。丝绸之路在当时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媒介意义重大,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世界文学的辉煌成就,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外文学交流史。

白文国灯光设计作品

欣赏白文国四类不同演出形式的作品:2018年西安大雁塔灯光秀;舞剧《井冈·井冈》和舞蹈《沉香》;话剧《雨夜》;京剧《丝路长歌》。

戏剧服装造型设计与综合材料应用

以四部剧目为例,阐述了综合材料在戏剧舞台服装造型中的应用。

唐宋玉带中伎乐纹装饰艺术考

玉带可谓是中国玉器世俗化发展的重要代表,唐宋玉带所使用玉料大多来自于阗,在丝路南路朝贡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宋时期胡人伎乐纹和汉人雅集纹为带具上具有时代特色的伎乐纹样,两者之间有传承与相异性,但目前学者研究胡人伎乐纹与汉人雅集纹样之间关系的较少。本文以出土和传世玉带、图像及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三重互证,探讨带具上伎乐纹的传入、融合与衍生过程,探寻从胡人伎乐向汉人雅集转变中所反映士人的夷夏观念。研究认为,唐代胡人伎乐纹玉带的兴盛映射统治阶级对胡乐的热爱和开放的政治态度,同时隐匿对胡人的征服欲。玉带上汉人雅集纹样在构图和装饰主题上沿袭胡人伎乐纹,并且发生了人物、乐器、场景三重转化,这与中唐以后倡导华音、反对胡乐及宋代生活审美转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转变展现乐舞艺术在中西方文化接纳、融合与衍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