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与重构:寻找丝路乐舞的历史文化记忆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贸易,也见证了无数的文明交融与碰撞。在丝绸之路中的乐舞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同文化纽带,横贯中西,影响深远,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丝路乐舞逐渐衰落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活力”这一时代呼声,唤醒了丝路乐舞历史文化的记忆,本文以一维(路文化空间)两阈(物质与精神)视角辩证统一地看待丝路乐舞文化记忆,及承载历史的物质和精神符号,在新时代语境下从丝路乐舞的起源、繁荣、衰落及其现代重构过程,探寻丝路乐舞在历史文化记忆中的重要性及其当代价值。

区域国别研究视域下瑶族传统音乐的“海传陆播”研究

瑶族传统音乐的“海传陆播”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一个缩影,它与该研究课题5个研究方向中的“境侧、路带、环海、海丝”4个方向均有关联,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课题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内容丰富性和多层社会性等特点。在区域国别研究和“一带一路”文化倡议视域下从事该课题研究除了有助于我们去进行本学科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志研究之外,对于我们基于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目的,去进一步开展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艺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交融也有明显的意义和作用。

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流的图像研究——以大同沙岭七号墓乐舞图像为中心

3—6世纪期间,我国中原音乐文化经历了先向周围传播而后又回流到中原的过程,而在此期间河西走廊一带是保存中原文化与接纳西域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枢纽。通过对大同沙岭七号墓中以乐舞图像为中心的相关历史事实的具体考证,并将其与同时期丝绸之路出现的相似图像进行对比,可知大同沙岭七号北魏墓中的乐舞图像的具体内容应是来源于我国的西北地区,这进一步体现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

丝路传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以敦煌曲子辞等为例

华夏本土音乐在丝绸之路上曾有一个先西向传至河西,而后又东渐回流的过程。以敦煌曲子辞等事象为例,可以分析华夏本土音乐“西流”并在西域受到当地文化影响后再逐渐“东归”至中原的历史,从而揭示西域音乐能为中原接受的深层文化心理基础。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图史互证法,通过重点分析曲调、曲律和乐器三方面的变迁与互鉴可以推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即中原音乐的西流使西域音乐带上了中原的特点,又让西域音乐在东传的过程中能迅速适应中原文化土壤。西域音乐的东传,本质上是在“中原化”中实现了一种回归,由此亦可看出音乐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

古代“南方-海上”丝路“神、佛、雅、俗、土”器乐分类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过程

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中的传统器乐,涉及一个包含“神、佛、雅、俗、土”五种分类的器乐文化系统,其中的世俗性或艺术性部分如今更多演变并归结至一个由雅(细乐)、俗(粗乐)两个子系统构成,并与戏剧、舞蹈、声乐紧密结合的“‘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完整乐舞文化系统。传统器乐的“雅、俗”分类,在古代较多涉及官方(或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纵向阶层关系,如今则更多指一种建立在纵横相间的城乡关系基础上的较新的社会阶层关系,在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宫廷音乐中同样存在较明显的文化痕迹和发展、演变轨迹。

共有符号与记忆连接:青海高原丝路乐舞的艺术意志考

当研究者描绘丝路乐舞这一概念时,要尽可能全面地把这一有地理、历史、文化、商贸等概念的区域碎片连接起来,串联各族群记忆的叙事内容和审美共情,诉诸挖掘其整体内驱力和心理共情(即艺术意志)并表达出来,使之由虚化转为实体,成为这一概念建构的坚实根基。就具体路径来说,研究者可以在细节佐证和内在机理的阐释下,借用有代表性的中介物质(如符号)把丝路下各乐舞叙事表达连接为一个整体,使丝路乐舞涉及的叙事在宏观上由分散的“邦联”凝和为统一的“联邦”,确保丝路乐舞概念表述的严谨性。本文采用以小见大的原则,选定具有多民族杂居代表性特点的青海地区为样本,以该地区乐舞中的符号为切入点,在丝路文化空间下分析各族群乐舞间彼此连接的脉络和机理,凸显其内涵的群体心理认同、共情审美、情感记忆等,使丝路乐舞这一概念及其艺术意志在实证中得以体现。

丝绸之路中中国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以汉唐乐舞为例

中国艺术的演变发展受到丝绸之路的深远影响,在与异域的交流互融中体现出博大胸襟、恢宏气派和具有东方特质的艺术风格,形成世界艺术史上的中国特色及东亚艺术传统。乐舞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汉代和唐代出现繁盛的局面,其交融创新而生成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在画像砖石、佛教壁画等艺术图像中有突出反映。汉唐乐舞以"飞动"为精髓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影响到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领域,使中国古典艺术浸染了"舞蹈的意味",在艺术史和美学史上有特殊意义。

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历史影响——丝绸之路乐器的传播及在戏曲中的运用

本文重点论述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西域乐器,丝绸之路最早是丝绸贸易,随着不断的交流发展,除丝绸商贸之外,文化的交流逐步扩大,并且对国人的文化心理、文化艺术等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阐述了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西域乐器,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以及乐器的对外交流。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艺术家们根据本民族的音韵、欣赏习惯和演奏的需要,经过对形制的不断改造、得到很大发展,逐渐的成为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民族音乐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制造的民乐。这些乐器以戏曲的形式镌刻在中国文化的史册章,成为中华文化的经典和骄傲。

草原丝路中宗教音乐文化交流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过程中,实现民心相通等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可能与经济创造力相辅相成的。因而寻找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草原丝绸之路建设的文化因素。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草原丝绸之路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硬实力,也要发展自己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以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发展和提升软实力,宗教音乐文化起着基础和关键的作用。宗教音乐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宗教音乐文化交流,在软实力的显示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通过宗教音乐文化交流,能够扩展自己的软实力,因为宗教音乐交流本身就是知识、思想、文化乃至制度影响力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以草原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制定通过宗教音乐文化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计划。

从音乐考古学视角看海上丝绸之路音乐传播

从音乐考古学的视角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传播会发现,以合浦为中心形成的,包括徐闻、日南在内的北部湾古港群一直发挥着我国周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作用。随着秦将岭南纳入中央集权管辖及其后南越王朝的发展,古番禺港(广州)也成为了海上丝路文化交流的始发港,且成为自始至今两千余年唯一一直保持繁荣的国际重要港口。合浦和番禺分别作为汉代与唐代世界上两个最大贸易港,在贸易历程中留下许多音乐文化传播的印记。

鼓浪屿音乐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语境中,对鼓浪屿音乐文化进行多角度历史追寻和田野考察,揭示鼓浪屿音乐文化风貌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鼓浪屿音乐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道教、佛教以及民间信仰等。鼓浪屿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传播至东亚、东南亚,甚至到了英国等西方国家。西方音乐文化在19世纪落户鼓浪屿,西方基督教音乐逐渐中国化,中西音乐文化在鼓浪屿融合共生。鼓浪屿诞生了众多知名音乐家,鼓浪屿文化现象向世人说明,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意义,而共享共生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才是人类不同种族和社会友好相处的基础。

汉唐之际的中西音乐交流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密不可分。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也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汉唐之际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国家间的使节、音乐艺人以及粟特商人的交流是音乐交流的主要人群,汉唐之际大量西域乐器流入中原地区,受到广泛欢迎,西域乐理乐曲也随之传入,并与中原地区的乐曲相互融合,促进了中西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中西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同一时期大量的中原乐器和乐曲也传播到了西域、日本和朝鲜半岛,中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互动使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对比研究”考察研究报告

本文在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研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北方丝绸之路先期进行的实地考察所获取的原始素材和文献资料的梳理、提炼,选择对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和"乐舞"进行初步的对比研究。

夷、夏音乐“涵化”研究——试论南、北丝绸之路音乐对唐宋音乐的影响

历史上的南、北丝绸之路向我国中原地区输送了大量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文化特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唐代达到了高峰,并延伸到宋代等朝代。由于丝绸之路沿线胡、夷颇具异域色彩的各民族音乐不断融入传统的中原华夏音乐,大大丰富了后者的音乐内涵,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变。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涵化"角度出发,着重探索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中胡、夷外来音乐对中原华夏音乐的影响,以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一涵化过程中的表现意义。

洞经音乐与南丝古道——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研究之三

通过对西南丝绸之路西夷道的多次实地考察,搜集到大量有关洞经音乐的文字资料和洞经曲谱,经过分析、研究、整理,认为洞经音乐的流传与南丝古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佐证了历史上南丝古道的存在及其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从“海上丝绸之路”看福建南音乐器的融合与传播

福建南音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如南音琵琶、洞箫、二弦、三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传统乐器文化产生了关联。这种关联性体现在乐器的源流、形制、音律、演奏技法、应用等方面,也集中体现了集中原文化、闽越土著文化、海洋文化于一体的福建南音高势能文化属性,即兼收并蓄融合、外向性拓展传播及镌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认同和自觉接受。

从《乐家录》看丝绸之路东线的“船乐”

船乐渊源于古代印度和中国。它通过丝绸之路传至东亚,表现出五种形态:其一是作为平安时期日本贵族和神社寺院之乐舞的形态,在池亭泉苑或河川等处配合礼仪庆典举行,使用有鹢首的豪华游船;其二是作为日本大型寺院供养节目的形态,多见于天皇、贵人行幸入御之时以及迎众僧之时,具有强烈的仪式性;其三、其四是朝鲜乐书《教坊歌谣》(成书于1872年)所记的形态,或作为兵房吹打乐单支乐曲,或作为兵房吹打乐同歌舞妓乐的结合,用于皇室的进馔仪和进宴仪;其五是作为女妓歌舞的形态,见于1829年以来用于朝鲜王宫的《进馔仪轨》。本文重点考察日本乐书《乐家录》所记录的第二种形态,论述了《安乐盐》《放鹰乐》《鸟向乐》《武德乐》《万岁乐》《苏芳菲》《贺王恩》《海清乐》《千秋乐》《壹金乐》《涩河鸟》《庆云乐》等船乐12曲的文化内涵及其同中国音乐、西域音乐的关联。

指尖下的丝路之音:新疆音乐风格在中国作品中的体现与探讨

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如环境、空间、时间、人文等。多种不同元素在特定情境作用下,催生多种不同的民族文化,成为文化之间差异的根源所在。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造就了多种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新疆音乐文化就是我国民族文化瑰宝之一。本文从分析新疆音乐的风格特征入手,循序渐进探讨新疆音乐文化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的具体融合,以此探索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必然之路。

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田联韬与学生们的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文化研究

川滇黔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腹心区域,也是藏彝走廊多族群文化交汇之处。在田联韬先生的开拓和引领下,三代学人对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分布格局进行了学术观照,展现了多点民族志视野并兼具“民族区域音乐板块”和“历史音乐文化走廊”研究的特征。由此,从音乐文化的广泛采集,到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化阐释、方法思维解读的多模态研究;从定点个案研究,到汇聚为整体的、多点的“通道”研究;廊道交错、圈层互生不仅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特色,也铸就了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研究的学术性格局。

略论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中的互补超越

丝绸之路的凿通不仅促进了中西方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中西方音乐文化在交流与沟通中实现了“求美求新、多元协调、互补超越”。